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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或者木偶的一切知识

甘肃民间木偶艺术(全文)

一

木偶，古代叫傀儡、魁儡子、窟儡子。用它来表演的戏剧叫木偶戏。

木偶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木偶可能与奴隶社会的丧葬俑有关。1978年山东莱西县汉墓的发掘发现；使我们看到汉代制作的可坐、可立、可跪、可灵活操纵的木偶实物，这也证实了《列子·汤问》记载的“偃师造神奇木偶”和《乐府杂录》记载的“陈平用木偶美人解冒顿围困刘邦”故事的可能性。据唐杜佑《通典》记载：“窟儡子，亦曰魁儡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这说明到了汉末，已有了丧葬、嘉会并用，且具表演功能的木偶。到了隋代，木偶的制作高度发达，已从演百戏(古代杂技的总称)、歌舞发展到表演故事片断，形成了木偶戏的雏形(详见《大业拾遗记》)。唐代，木偶艺术日渐成熟、高超。据《明皇杂录》载：唐玄宗被李辅国迫迁西内时，曾作过一首咏吟傀儡的诗：“刻木牵线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一说此诗为梁锃作)，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木偶戏的逼真及观赏者的感受。封演撰《封氏见闻记》载：唐“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又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由此可见，唐代木偶不但成为表演完整故事，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形式(尽管它还不时的为丧葬服务)，而且已发展到“闾市盛行焉”(见杜佑《通典》)。宋元时期是木偶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开封瓦舍(宋代城市里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作者注)很多，其中最大的有“大小勾栏(百戏杂剧演出场所。作者注)50余座”，“可容数千人”。在瓦舍里，“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勾栏也有以棚为名的)，在这种戏棚里，自然少不了傀儡戏的表演(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有“大小全栅傀儡”的记载)。当时木偶戏的繁荣还表现：在它品种的繁多，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云：“杂手艺皆有巧名，……药发傀儡，……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到了明清，木偶艺术继续发展，形成了各种支派和具有各种地域特色的木偶剧种。这时史料更为详实，记载大都真实可信。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伯虎)曾做描写木偶小诗：“纸、做衣裳线做筋，悲欢离合假成真。分明是个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明代现实主义小说《水浒传》(第33回)、《》(第55回、80回)都有木偶演出的精彩描写。

最早有木偶记载的文献是魏晋人依据有关史料编撰的《列子·汤问》：“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弃山，返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耶?’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领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碎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乎!’韶贰车载之以归。”这段文字对研究木偶历史弥足珍贵，是所有研究者必引用的文字。但该故事发生何处，少有人论述。古昆仑，当指今甘肃祁连山，唐初李秦、萧德言所修《括地志》云：“昆仑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治，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当代朱芳圃、蒙文通、黄文弼、武文等著名学者也考证古昆仑为今祁连山。周穆王从祁连山返还“未及中国”。可见此地段是甘肃境内无疑。虽然这则故事具有明显的情节内容上的夸张，但在那个时代出现可活动的木偶，是完全具备其生产能力，这一点可在精湛的商周青铜器上找到佐证。那么，《列子·汤问》的这一记载既可证实今甘肃地区与中国木偶的关联，又可证实甘肃木偶的久远。

我们还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写本中见到一些早期木偶的踪迹。敦煌莫高窟31窟盛唐壁画中有一幅《弄雏》的壁画，画一妇女用指掌给身边的孩子表演木偶游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中写到“造化成为我，如人弄郭秃(南北朝至唐宋时傀儡戏的别称。作者注。)，魂魄似绳子，形骸若柳木。掣取细腰支，□□□□□。□□□底月，似提树响风。揽之不可见，抽牵动眉目，绳子若断去，即是干柳朴”。《维摩诘经讲经文》中说：“也似机关傀儡，皆因绳索抽牵，或歌或舞、或行或走，曲罢事毕，抛向一边……”。木偶在以上写本中出现，可能是配合佛教故事而演出。说明早在隋唐间，今甘肃一带就有木偶剧的演出活动。虽然现在我们见不到那时木偶的原作，但从古代甘肃雕塑艺术传统中(图1)，特别是近年出土的汉代武威木雕精品中可看到它的影子(图2、3)。关于木偶的历史，在甘肃陇南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庄王年少即位，懒于朝政，专好吹、打、弹、唱、舞等娱乐。当宫廷乐舞玩腻了时，就想寻个新的花样来玩乐，于是便命掌管乐舞的老臣月皇到各地挑选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各二十多名，在宫中专门排练一些带故事情节的歌舞节目。时间长了，月皇的儿子儿媳和女儿也学会了这些有故事情节的表演。庄王很爱看这种表演，就想叫百姓也知道这种娱乐，把这种娱乐活动传到民间去，与民同乐。他命月皇带着宫廷班子到民间去演出，这使月皇感到为难，自己身为大臣，为普通百姓献艺演出，未免有失身份，于是奏庄王：“臣为大王演戏，是臣的职责。而为庶民演出，只怕惹天下人耻笑。”庄王听后觉得有其道理，就替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用木料雕刻人形，穿上服装，仿人动作，而将真人用布帐遮挡，在下面说唱，老百姓只能看到木人而看不见真人，岂不两全其美?月皇听了感到可行，便领着儿子田君大郎、田君二郎、大儿媳春花、二儿媳秋花及女儿金花和其它乐舞人员一同去了民间。他们的演出深受老百姓欢迎，随即有许多地方上行下效，组成了木偶班子学演起来。月皇返朝，把这种情况如实奏报庄王，庄王十分高兴，封月皇为木偶祖师爷，并赐给他镌有“照、隔、饰、诉、圣、灶、洞、回”八字金印，凭此遣神驱鬼，并定于八月十五日为木偶祖师爷祭日。现在甘肃陇南一带还兴八月十五唱大戏祭庄王，唱小戏祭月皇(爷)的习俗。这则传说，具有明显的民俗文化的价值，对我们研究木偶艺术，将有一定的意义。

甘肃位于黄河的上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一点，根据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早已被史学界普遍承认。而甘肃木偶作为甘肃古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

二

木偶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名称，比如北京叫“耍狗利子”、福建叫“掌中戏”，广西叫“吊线戏”或“木头戏”、陕西叫“悬丝戏”、江浙一带叫“木头人戏”、四川叫“肘肘戏”、“木脑壳”、甘肃陇南也称“木脑壳”，甘肃中部叫“拥(肘)猴子”、“耍杆子”、“泥头子”等。从这些名称上，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木偶的制作及木偶戏的种类。现在较为流行的种类有“提线木偶(悬丝)”、“杖头木偶”、“布袋木偶”等。作为宋代肉傀儡发展与延续的陇上铁芯子(也叫高抬)仍在岷县、通渭、榆中等地春节期间流行(图4)，而水傀儡、药发傀儡等宋代盛行的傀儡种类已不多见。

目前，我们见到的甘肃木偶，根据田野工作考证，部分是清末民初由陕西艺人和四川艺人带入甘肃，一部分则产于甘肃本地(以陇东为多)。1960年以前，甘肃还能看到悬丝木偶、布袋木偶和仗头木偶，现在只剩下少量的杖头木偶。

杖头木偶由头部、杖杆、水衣、服装(蟒、靠、官衣、褶子等)、盔帽(帅盔、紫金冠、纱帽、扎巾、夫子盔等)、假须(也叫口条、有满髯、三髯、一字、张口等)等组成，演戏时还配以各种道具、布景。(图5 7)木偶分为大小两种，大者高度约有100CM，小者高度约80CM。

甘肃木偶的头像，主要由木质材料雕刻，头颅由前后两辨合成，内部挖空，眼睛大多安装弦轴，或上下闪动，或左右顾盼，部分嘴部能张合，舌能伸缩，面部均由油漆彩绘，这些头像大都制作奇巧，雕刻精湛生动，充分体现了近代民间木偶的水平。

甘肃木偶的头像，除用木头雕刻制作成形以外，还有一种用“纸筋泥”塑造而成的，故一些地方叫“泥头子”。这种头像制作除材料不同外，主要是将雕刻艺术变为塑造艺术。甘肃木偶的制造者，无论是雕刻还是塑造，都有相当高的写实技巧，而月，有把握人物典型特征的创造能力，他们并非照搬自然生活中的人物，而是用理想化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刻画出了各种戏剧人物形象。

甘肃木偶，角色大体与秦腔相似，分为老生、须生、小生；老旦、正旦、小旦、武旦、媒旦；正净(大花脸)、副净(二花脸)；丑等。

甘肃木偶，最引人注目的是画在净、丑角色头部的脸谱艺术。它同甘肃秦腔脸谱一样，不同于京剧脸谱，而且有别于陕西的秦腔脸谱。部分受民间影响，与本地社火脸谱近似。特别是它不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在制作头坯时，就根据不同身份、性格把脸部某一部分加以夸张定型，为脸谱更加突出人物特征和性格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然后通过规范程式化的装饰、变形，甚至大写意式的彩绘，使它超越戏剧脸谱的局限性。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脸谱别善恶、辩忠奸、寓褒贬、评美丑的特殊功能。

甘肃木偶的脸谱，有—头专用的，如“包公”、“王彦璋”等；有一头多用的，如演大白脸的“曹操”头像，还可以演“秦桧、贾似道”一类的人物；还有一种特殊的双面人头像，一面是如花似玉的小旦，一面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如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场面时，可做瞬间人妖之变，这也是木偶艺术的一大特点，它的出现，为木偶戏增添不少光彩。“生”、“旦”角色虽无脸谱，一头可演多种角色，互为代替，但一些典型头像由于头部表情特征的定型化，只能扮演一定身份、一定剧目、一定故事情节的人物。

作为中国戏曲塑造舞台形象通用的特殊化妆手法，脸谱的色彩是有严格要求的，如忠义豪侠的角色用红色、庄严神武的角色用**、谦明爽朗的角色用粉色、勇猛刚直的角色用黑色、奸诈阴险的角色用白色。但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地域在风格、形式上又不统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流派。

包公是一个人人皆知、老幼喜爱的人物，在京剧里，包公脸谱以黑色为底；而秦腔只在额头画黑色，脸部(堂子)则用其它颜色，陕西为“紫堂”，甘肃为“粉堂”。包公最重要的标志，是画在额头上的“月牙”符号。有的脸谱在月牙上加一太阳，并绘有“运天柱”。在这一点上，陕甘是一致的。但在一件早期的木偶包公脸谱上，额部左为月，右为日，这与京剧、秦腔脸谱均有差异。据一位老艺人讲：“这与早期秦腔脸谱近似，现在已不多见”。由此可见，早期秦腔脸谱与木偶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件包公木偶是研究秦腔脸谱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附图1)。

曹操，即魏武帝。三国时的政治、军事家兼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可在《三国演义》和传统戏剧中，把他描绘得很坏，是一个白脸奸臣。在甘肃木偶里，也遵循传统戏剧的程式，一张大白脸，奸诈阴险。三角眼给人一种阴森毒辣的感觉。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这一形象，从整体上看，给人一种老谋深算的感觉，这不正符合人们称其为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的身份吗? (附图3)

王彦璋，五代人，以骁勇闻名，每战用两铁枪，军中称为王铁枪，传统的《苟家滩》等戏剧就是表演王彦璋的故事。在甘肃木偶王彦璋的头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脸谱的塑造，一个大大的蛤蟆占据了整个额头。传说因他水性很好，能在水下呆三天三夜，故秦腔脸谱均做此处理，蛤蟆滴血(鼻梁上的红点)预示他将亡。歇后语“王彦璋在苟家滩，吃了娃娃的亏。”就是指吏彦唐、高行周随李可用等人共在苟家疃合战王彦章置他自刎的故事(附图7)。

三教主，封神榜人物，灵保大法师，通天教主。他所用法宝“火风扇”能发出万道光芒，额上五彩霞光就是表示他所使用的武器，太极形及两腮八卦纹表示他是道家教主。甘肃耿派脸谱在眉间不画太极图，而画芭焦扇，与该木偶有明显的不同(附图8)。

闻太师，封神榜人物。该木偶满面金黄表示忠贞，脸部火焰纹，表示他与火灵洞及火灵圣母的关系，他“天眼开能发光”，该木偶不仅双眼能活动，而且第三眼“天眼”也雕刻成形，安装弦轴，使其能动。有如此天眼，“上观天文三十三天，下观地狱一十八层”，自然也能辨别是非邪正了(附图9)。

廖寅，著名戏剧《游西湖》里的刽子手。脸谱为白脸、额角二道红光，表示不是善类，三角眼，表示恶毒凶狠。在这个头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恶多端、心怀鬼胎的丑恶嘴脸，又可以看出他奸诈警觉、恐惧异常，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凡是刽子手，均可使用此头像，这不能不说我们的前人在创造时所具有的形神兼备的高超能力(附图76)。

黑(白)无常，民间传说中是人将亡时阎罗王打发用来勾摄灵魂的使者，谁要是“见了”他们，就得寿终正寝。他(们)的模样被人描绘的十分可怕，素衣高帽，长发吐舌。如你不信，这件甘肃木偶头像则是最好的证明。深陷的眼窝，有意被制做成不对称的眼珠，高凸的颧骨，忽吐忽吞的长舌，一幅令人恐惧，毛骨悚然的可怕样子(附图77)。

敬德，即尉迟恭，唐代大将。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为唐代开国元勋。他的形象威猛雄伟，在传统戏剧里常有表现。还由于他演变成了一个驱鬼镇妖的门神使其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这件木偶头像，工匠没有以传统的门神形象表面化塑造，而以传神的手法，将其刻画得平静、冷漠，似对眼前的敌人或鬼怪不屑一顾，使其有一种森肃之感(附图2)。

这些栩栩如生的木偶头像，还需配上他们各自的服装，戴上各自的盔帽，有的还需戴上假须，才算一个完整的木偶形象(图8)。组装木偶人物，不能张冠李戴，服装也要求“宁可穿破，不能穿错”。以张飞为例，他必须要戴夫子盔(帅盔)，身着黑靠(背插四面靠旗)，手持“开门枪”，还得给这位号称“梅花张”的大将戴上开口髯(扎)，配上“耳毛”，这样才使一个鲁莽忠勇、怒发冲冠的“万人敌”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附图16)。“组装”后的木偶人物，在演员的操纵下，惟妙惟肖。有的动作夸张，可以高靴踢腿；有的“真刀实枪”，当场砍下头颅。在《西游记》剧中，制作两个大小不同的孙悟空，当大孙悟空勇敢机智，巧斗妖魔，连翻筋头，藏于帐下消失后，小孙悟空即可“腾云驾雾”(用松香烟火傲气氛)，旋转升向天空(一细线吊之上升)，大有“七十二变”之能事，其生动程度，为“大戏”所不能。

民间木偶演员，一般都练就了过硬的操作本领，有的甚至是在劳动时。一手扶扛子(犁)，一手执鞭子顶着草帽练习搁木偶的基本功。所以，在演出时，演员操纵仗杆，在台口既不露出操纵之手，也不过于低下，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平稳表演，这样使观众有一种看木偶戏似在看舞台演出的观赏效果。一个好的演员，能双手撑杆，自如灵活地做出各种优美动作，使木偶灵活敏捷，变化多端，让观者美不胜收。

甘肃木偶服装，从仅存的一些清代服装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制作的华丽、精美，清以后的服装，虽有复制痕迹，但我们仍能看到民间艺人个性的发挥。如蟒衣“龙”的图案塑造，早期因受明清宫廷文化影响，严谨、规范、雷同，成为一种程式的符号。但在民间，特别是经广大妇女的创造性发挥，将龙大胆变形；赋于龙新的“生命”，变成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具有明显的“民间意味”。

甘肃近代木偶戏，较大程度地受到了当地地方戏曲艺术——秦腔的影响。唱腔以秦腔为主，有时也唱影子腔和地方小曲，对白以陕西方言为标准．音调高亢激越，善于表现雄壮悲愤的情绪。特别是那些以其古朴淳厚的关中音韵、酣畅明快的秦地弦索为特长的木偶班子得到甘肃人民的喜爱。器乐伴奏较为简单，有二胡、板胡、笛子、唢呐、喇叭(大号)及锣、梆子、板鼓等。板胡，也叫秦胡、胡胡，其音色清脆、嘹亮，是木偶、皮影戏乃至秦腔等剧种的领奏乐器；二胡，音色低沉柔和，演奏悲壮的曲调，甚为感人；唢呐、喇叭，声音响亮热烈，常用来烘托渲染发兵、饮宴、庆典等场面的气氛；锣，音响脆亮强烈，常用于武将或袍带人物的上下场和战争及突变情节的气氛渲染；板鼓，也叫干鼓，单皮鼓，发音坚实清脆，板鼓是整个乐队的指挥乐器，它带动整个乐队进入演奏；梆子，俗称桄桄子，声音高亢，通常为打板(强拍)掌拍，过门及需要紧张气氛时，也可花打(打板、也叫打眼)。

木偶戏演出剧目因剧团而异，又因甘肃地域狭长，文化上存在差异，故演出剧目繁多，就以甘肃中部某木偶剧团为例，能演唱八十多本。有《富贵图》、《得胜图》、《锦乡图》、《开国图》、《忠孝图》、《兴国图》、《三花图》、《火焰山》、《万字山》、《武当山》、《白马关》、《五子魁》、《葵花井》、《龙风霞》、《珍珠楼》、《剪红灯》、《铁莲花》、《回风扇》、《千秋剑》、《太湖城》、《乾坤绣》、《七人贤》、《三进士》、《搜杯》等，虽然甘肃木偶受秦腔的影响较大，但不难发现它们并不完全是秦腔的重复。可见，木偶戏并非地方戏的翻版，有着自己的传统与体系。各地木偶剧团常演剧目当属《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里的戏，有些“连台大本戏”可连续演上几天几夜，如同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般。使观众不忍落(1a)下一集的观看。

三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甘肃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由极度萧条而逐渐得以恢复的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相应发展，木偶戏虽在各地没有形成一种主要演出剧种，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一些主要的乡下集镇都有他们演出的足迹。

甘肃木偶在这个时期发展，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顺应人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崇拜。由于人们对干旱、洪水、地震、冰雹、虫害、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可理喻，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并逐渐成为一种民俗传统。有关用木偶戏禳灾祈福和乐神的史料可见于南宋理学家朱熹任漳州郡守时曾下过一道《郡守朱子谕》第十条：“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还有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三)云：“以傀儡乐神，用禳官事，呼为弄戏。遇有系者，则许戏几栅，至赛时，张乐弄傀儡……至弄戏则秽谈群笑，无所不至，乡人聚观”。看来，木偶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与丧葬、祭祀、乐神，禳灾、祈福保持着密切联系。时至现代，在一些落后的农村，为了企盼风凋雨顺。五谷丰登，对各种超自然力的信仰仍然很多。在甘肃各地的农村，还供奉着如“八蜡皂”、“牛王大帝”、“天医明王马租”、“水草大王爷”及“本方山神、土地神”等等诸神。“八蜡”，本是古代腊月祭祀的名称。《礼记·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郑玄注“四方，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二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现在民间已将八蜡演化为一种除虫害、捍灾御患的神。“山神”，在民俗中属于方神，随处可见。但在不同的地域，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认识，祈求也随之不同。在甘肃榆中，我曾问过一老人：“山神是管什么的。”答曰：“管狼的”。他们当年是这样祈求山神的：“山神爷，把你的狗看好，让它不要叫狼来吃我们的牲口，害我们的娃娃”。据说，在几十年以前，这里人烟稀少，豺狼横行。可见，每一个世俗的神祗，在民间是何等的重要，在百姓心中它们是何等神圣。每到秋天，新粮入仓，人们为酬其功，进行祭献，且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敬神、娱神——上演各种戏剧。“大戏”(由人物表演的戏)敬“大神”(官场庙会)。“小戏”(由皮影、木偶演的戏)酬方神(乡村里供奉的神)。这种习俗，还见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赵本植修纂的《庆阳府志》记载：“木偶戏(手撑者，曰肘猴子，线提者曰猴子戏)影戏亦盛行，人称小戏，乡村敬神还愿多演之。”

木偶戏还因活动方便，演出人员精干(十余人左右)，不受时间限制，白天晚上均可，大小村庄都好接待等特点，受到了各乡村民的欢迎，形成了自己的天地。

由于人们对各种“神”的敬畏，木偶戏的演出一般都设在庙宇院内，并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演正剧前后要演“请神”、“谢神”或“回神”戏，这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既是在“特殊时期”的氛围下人们普遍的心理要求，又是“箱主”、“神头”自身需要而为“神”营造的神秘效果。

经过虔诚的祭拜，木偶戏“序幕”开演，天官在童子的陪伴下登场亮像，戏台下鸣放鞭炮。天官首先唱到：“初一、十五庙门开，请神童子请神来，自有四季公差在云中跑马，察到某县某村村民已在本方福神面前，许下愿戏一台，今本是开台之日，吾当来在吉庆堂前，观众信士弟子跪在吉庆堂前，牵羊的牵羊，端酒的端酒，左手奉香，右手化马(焚纸)，人有诚心，神有感应”唱毕留诗一首：“门外—树槐、槐上挂金牌，乌鸦不敢唱，单等凤凰来。”天官开场唱白，表达了观众的心愿，搭起了神与人“勾通”的桥梁，自然也不忘炫耀自己的戏班。

第一场戏也是特别注意的，一定要演平顺吉祥的，如《忠孝图》、《香山还愿》、《太湖城》等。演出一般进行三至五天，由神头(会长)代表民众点戏。整个演出结束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景“谢幕” ——“谢神—、“送神”，也叫“回神”。场面同样庄严肃穆。天官再次登场，随唱即白“……还愿已毕，将此地的瘟荒病疾，吾当筒在袍袖，压在神王脚下，永不降下，清风细雨、月月常降。恶风暴雨、撒在旷野深山。一籽落地，万粒归仓。空手出门，满怀进门。小小孩儿，长命百岁。好人相逢，恶人远离。狼来缩口，贼来迷路。保佑一方人马平安……”。接着又留诗—首：“此庙修的甚顺溜，周公卜定鲁班修，盖在八卦乾字上，儿孙后代做王侯。”台下鸣放鞭炮，台上“会长”或“神头”为“天官”披红挂彩，气氛达到最后的高潮。

在完成敬神、娱神使命的同时，最主要的还足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需求。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地处高寒，每年只种一茬农作物。从秋收到春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严冬，在过去的年代，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是极度贫乏。只有这每年一度的木偶，皮影小戏，才是他们为数有限的文化生活、精神享受。“顷刻驱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宵中”(明万历礼部尚书李九我为木偶戏所作对联)。木偶戏浓缩了历史文明，颂扬了英雄史诗，鞭挞了时弊风气，辨别了忠奸善恶。特别对于那些孩童，在娱乐中得到一定的教育，木偶戏真正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教课书。

四

甘肃木偶发展到近现代，已变成一部多灾多难，荣衰参半的历史，它与这个时代的命运戚戚相关，它的坎坷经历也是西北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出身木偶、皮影世家的名叫梁万福的艺人，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领着儿子带着祖上传给他的木偶、皮影戏箱。从甘肃两当出发， —路卖艺，最后落脚榆中，与当地艺人搭班演出。到了民国十七、八年，当地遭受空前的大旱，复以冰雹、洪水、虫害、霜冻、瘟疫流行!灾情严重，饿殍盈道，状极惨悯。此时木偶戏已举步维艰，而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也正侵害着人民群众包括梁氏父子的心灵与肉体。梁万福染上烟毒。在无亲之小，只好将几代人的心血家业忍痛卖与他乡。

民间木偶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20世纪40年代，康县有—个名叫马四娃的木偶艺人，在《八件衣》中演唱“花子仁义”(叫花子)，“春台会”过后，生活无着落，仍然当乞丐，是现实生活中的“花子仁义”。正如当地民间谚浯所言：“夜宿破庙日登楼(戏台)，头戴乌纱心中愁，常入洞房当光棍，身背褡裢游九州”。这就是当时被视为“下九流”的戏子(旧社会对戏剧表演者的谑称)贫困生活的如实反映，也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20世纪中期，新中国的诞生，给甘肃木偶带来新的曙光，各地政府及文化部门重视木偶艺术。兰州、张掖等地，先后成立了木偶剧团。1957年，甘肃省文化局举办了“甘肃木偶、皮影会演”，各地区也举行了相关的演出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木偶这个古老艺术在这—时期的发展兴旺。在甘肃省的会演中，有榆中、永登、康县等地的木偶剧团参加了演出，这些世世代代服务于民间春台庙会的“小戏”，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获得了各种奖项，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殊荣和光彩。但好景不长，开始，一夜之间，它们又变成了“四旧”成为扫除的对象，大部分木偶被焚毁、木偶演员大多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接受了劳动改造。经过十年的禁锢与肆虐，老艺人相继去世，木偶艺术在迎来新的复兴的时刻，又因后继无人而濒临危境，有的已经自行消失。今日，只有在甘肃陇东一带的偏僻乡村还能看到赶着毛驴，驮着戏箱，走乡串户的木偶戏班子的踪迹(图8)。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发现甘肃木偶命运的坎坷，它在演出各种古代剧目故事的时候，也伴随着这段中国历史最为特珠的年代，上演了一台新的历史“大戏”，一部反映近现代甘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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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间木偶艺术(全文)

一

木偶，古代叫傀儡、魁儡子、窟儡子。用它来表演的戏剧叫木偶戏。

木偶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木偶可能与奴隶社会的丧葬俑有关。1978年山东莱西县汉墓的发掘发现；使我们看到汉代制作的可坐、可立、可跪、可灵活操纵的木偶实物，这也证实了《列子·汤问》记载的“偃师造神奇木偶”和《乐府杂录》记载的“陈平用木偶美人解冒顿围困刘邦”故事的可能性。据唐杜佑《通典》记载：“窟儡子，亦曰魁儡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之于嘉会”。这说明到了汉末，已有了丧葬、嘉会并用，且具表演功能的木偶。到了隋代，木偶的制作高度发达，已从演百戏(古代杂技的总称)、歌舞发展到表演故事片断，形成了木偶戏的雏形(详见《大业拾遗记》)。唐代，木偶艺术日渐成熟、高超。据《明皇杂录》载：唐玄宗被李辅国迫迁西内时，曾作过一首咏吟傀儡的诗：“刻木牵线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一说此诗为梁锃作)，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当时木偶戏的逼真及观赏者的感受。封演撰《封氏见闻记》载：唐“大历中，太原节度使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又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由此可见，唐代木偶不但成为表演完整故事，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形式(尽管它还不时的为丧葬服务)，而且已发展到“闾市盛行焉”(见杜佑《通典》)。宋元时期是木偶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宋朝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开封瓦舍(宋代城市里娱乐场所集中的地方。作者注)很多，其中最大的有“大小勾栏(百戏杂剧演出场所。作者注)50余座”，“可容数千人”。在瓦舍里，“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勾栏也有以棚为名的)，在这种戏棚里，自然少不了傀儡戏的表演(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二有“大小全栅傀儡”的记载)。当时木偶戏的繁荣还表现：在它品种的繁多，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云：“杂手艺皆有巧名，……药发傀儡，……悬丝傀儡、杖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到了明清，木偶艺术继续发展，形成了各种支派和具有各种地域特色的木偶剧种。这时史料更为详实，记载大都真实可信。明代画家：文学家唐寅(伯虎)曾做描写木偶小诗：“纸、做衣裳线做筋，悲欢离合假成真。分明是个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明代现实主义小说《水浒传》(第33回)、《》(第55回、80回)都有木偶演出的精彩描写。

最早有木偶记载的文献是魏晋人依据有关史料编撰的《列子·汤问》：“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弃山，返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耶?’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领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碎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乎!’韶贰车载之以归。”这段文字对研究木偶历史弥足珍贵，是所有研究者必引用的文字。但该故事发生何处，少有人论述。古昆仑，当指今甘肃祁连山，唐初李秦、萧德言所修《括地志》云：“昆仑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凉张骏，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治，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当代朱芳圃、蒙文通、黄文弼、武文等著名学者也考证古昆仑为今祁连山。周穆王从祁连山返还“未及中国”。可见此地段是甘肃境内无疑。虽然这则故事具有明显的情节内容上的夸张，但在那个时代出现可活动的木偶，是完全具备其生产能力，这一点可在精湛的商周青铜器上找到佐证。那么，《列子·汤问》的这一记载既可证实今甘肃地区与中国木偶的关联，又可证实甘肃木偶的久远。

我们还可以从敦煌壁画和写本中见到一些早期木偶的踪迹。敦煌莫高窟31窟盛唐壁画中有一幅《弄雏》的壁画，画一妇女用指掌给身边的孩子表演木偶游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中写到“造化成为我，如人弄郭秃(南北朝至唐宋时傀儡戏的别称。作者注。)，魂魄似绳子，形骸若柳木。掣取细腰支，□□□□□。□□□底月，似提树响风。揽之不可见，抽牵动眉目，绳子若断去，即是干柳朴”。《维摩诘经讲经文》中说：“也似机关傀儡，皆因绳索抽牵，或歌或舞、或行或走，曲罢事毕，抛向一边……”。木偶在以上写本中出现，可能是配合佛教故事而演出。说明早在隋唐间，今甘肃一带就有木偶剧的演出活动。虽然现在我们见不到那时木偶的原作，但从古代甘肃雕塑艺术传统中(图1)，特别是近年出土的汉代武威木雕精品中可看到它的影子(图2、3)。关于木偶的历史，在甘肃陇南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庄王年少即位，懒于朝政，专好吹、打、弹、唱、舞等娱乐。当宫廷乐舞玩腻了时，就想寻个新的花样来玩乐，于是便命掌管乐舞的老臣月皇到各地挑选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各二十多名，在宫中专门排练一些带故事情节的歌舞节目。时间长了，月皇的儿子儿媳和女儿也学会了这些有故事情节的表演。庄王很爱看这种表演，就想叫百姓也知道这种娱乐，把这种娱乐活动传到民间去，与民同乐。他命月皇带着宫廷班子到民间去演出，这使月皇感到为难，自己身为大臣，为普通百姓献艺演出，未免有失身份，于是奏庄王：“臣为大王演戏，是臣的职责。而为庶民演出，只怕惹天下人耻笑。”庄王听后觉得有其道理，就替他出了个主意，让他用木料雕刻人形，穿上服装，仿人动作，而将真人用布帐遮挡，在下面说唱，老百姓只能看到木人而看不见真人，岂不两全其美?月皇听了感到可行，便领着儿子田君大郎、田君二郎、大儿媳春花、二儿媳秋花及女儿金花和其它乐舞人员一同去了民间。他们的演出深受老百姓欢迎，随即有许多地方上行下效，组成了木偶班子学演起来。月皇返朝，把这种情况如实奏报庄王，庄王十分高兴，封月皇为木偶祖师爷，并赐给他镌有“照、隔、饰、诉、圣、灶、洞、回”八字金印，凭此遣神驱鬼，并定于八月十五日为木偶祖师爷祭日。现在甘肃陇南一带还兴八月十五唱大戏祭庄王，唱小戏祭月皇(爷)的习俗。这则传说，具有明显的民俗文化的价值，对我们研究木偶艺术，将有一定的意义。

甘肃位于黄河的上游，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一点，根据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早已被史学界普遍承认。而甘肃木偶作为甘肃古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

二

木偶戏，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名称，比如北京叫“耍狗利子”、福建叫“掌中戏”，广西叫“吊线戏”或“木头戏”、陕西叫“悬丝戏”、江浙一带叫“木头人戏”、四川叫“肘肘戏”、“木脑壳”、甘肃陇南也称“木脑壳”，甘肃中部叫“拥(肘)猴子”、“耍杆子”、“泥头子”等。从这些名称上，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木偶的制作及木偶戏的种类。现在较为流行的种类有“提线木偶(悬丝)”、“杖头木偶”、“布袋木偶”等。作为宋代肉傀儡发展与延续的陇上铁芯子(也叫高抬)仍在岷县、通渭、榆中等地春节期间流行(图4)，而水傀儡、药发傀儡等宋代盛行的傀儡种类已不多见。

目前，我们见到的甘肃木偶，根据田野工作考证，部分是清末民初由陕西艺人和四川艺人带入甘肃，一部分则产于甘肃本地(以陇东为多)。1960年以前，甘肃还能看到悬丝木偶、布袋木偶和仗头木偶，现在只剩下少量的杖头木偶。

杖头木偶由头部、杖杆、水衣、服装(蟒、靠、官衣、褶子等)、盔帽(帅盔、紫金冠、纱帽、扎巾、夫子盔等)、假须(也叫口条、有满髯、三髯、一字、张口等)等组成，演戏时还配以各种道具、布景。(图5 7)木偶分为大小两种，大者高度约有100CM，小者高度约80CM。

甘肃木偶的头像，主要由木质材料雕刻，头颅由前后两辨合成，内部挖空，眼睛大多安装弦轴，或上下闪动，或左右顾盼，部分嘴部能张合，舌能伸缩，面部均由油漆彩绘，这些头像大都制作奇巧，雕刻精湛生动，充分体现了近代民间木偶的水平。

甘肃木偶的头像，除用木头雕刻制作成形以外，还有一种用“纸筋泥”塑造而成的，故一些地方叫“泥头子”。这种头像制作除材料不同外，主要是将雕刻艺术变为塑造艺术。甘肃木偶的制造者，无论是雕刻还是塑造，都有相当高的写实技巧，而月，有把握人物典型特征的创造能力，他们并非照搬自然生活中的人物，而是用理想化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刻画出了各种戏剧人物形象。

甘肃木偶，角色大体与秦腔相似，分为老生、须生、小生；老旦、正旦、小旦、武旦、媒旦；正净(大花脸)、副净(二花脸)；丑等。

甘肃木偶，最引人注目的是画在净、丑角色头部的脸谱艺术。它同甘肃秦腔脸谱一样，不同于京剧脸谱，而且有别于陕西的秦腔脸谱。部分受民间影响，与本地社火脸谱近似。特别是它不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在制作头坯时，就根据不同身份、性格把脸部某一部分加以夸张定型，为脸谱更加突出人物特征和性格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然后通过规范程式化的装饰、变形，甚至大写意式的彩绘，使它超越戏剧脸谱的局限性。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出脸谱别善恶、辩忠奸、寓褒贬、评美丑的特殊功能。

甘肃木偶的脸谱，有—头专用的，如“包公”、“王彦璋”等；有一头多用的，如演大白脸的“曹操”头像，还可以演“秦桧、贾似道”一类的人物；还有一种特殊的双面人头像，一面是如花似玉的小旦，一面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如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场面时，可做瞬间人妖之变，这也是木偶艺术的一大特点，它的出现，为木偶戏增添不少光彩。“生”、“旦”角色虽无脸谱，一头可演多种角色，互为代替，但一些典型头像由于头部表情特征的定型化，只能扮演一定身份、一定剧目、一定故事情节的人物。

作为中国戏曲塑造舞台形象通用的特殊化妆手法，脸谱的色彩是有严格要求的，如忠义豪侠的角色用红色、庄严神武的角色用**、谦明爽朗的角色用粉色、勇猛刚直的角色用黑色、奸诈阴险的角色用白色。但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地域在风格、形式上又不统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各种流派。

包公是一个人人皆知、老幼喜爱的人物，在京剧里，包公脸谱以黑色为底；而秦腔只在额头画黑色，脸部(堂子)则用其它颜色，陕西为“紫堂”，甘肃为“粉堂”。包公最重要的标志，是画在额头上的“月牙”符号。有的脸谱在月牙上加一太阳，并绘有“运天柱”。在这一点上，陕甘是一致的。但在一件早期的木偶包公脸谱上，额部左为月，右为日，这与京剧、秦腔脸谱均有差异。据一位老艺人讲：“这与早期秦腔脸谱近似，现在已不多见”。由此可见，早期秦腔脸谱与木偶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件包公木偶是研究秦腔脸谱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附图1)。

曹操，即魏武帝。三国时的政治、军事家兼诗人，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人物。可在《三国演义》和传统戏剧中，把他描绘得很坏，是一个白脸奸臣。在甘肃木偶里，也遵循传统戏剧的程式，一张大白脸，奸诈阴险。三角眼给人一种阴森毒辣的感觉。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处理这一形象，从整体上看，给人一种老谋深算的感觉，这不正符合人们称其为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的身份吗? (附图3)

王彦璋，五代人，以骁勇闻名，每战用两铁枪，军中称为王铁枪，传统的《苟家滩》等戏剧就是表演王彦璋的故事。在甘肃木偶王彦璋的头像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脸谱的塑造，一个大大的蛤蟆占据了整个额头。传说因他水性很好，能在水下呆三天三夜，故秦腔脸谱均做此处理，蛤蟆滴血(鼻梁上的红点)预示他将亡。歇后语“王彦璋在苟家滩，吃了娃娃的亏。”就是指吏彦唐、高行周随李可用等人共在苟家疃合战王彦章置他自刎的故事(附图7)。

三教主，封神榜人物，灵保大法师，通天教主。他所用法宝“火风扇”能发出万道光芒，额上五彩霞光就是表示他所使用的武器，太极形及两腮八卦纹表示他是道家教主。甘肃耿派脸谱在眉间不画太极图，而画芭焦扇，与该木偶有明显的不同(附图8)。

闻太师，封神榜人物。该木偶满面金黄表示忠贞，脸部火焰纹，表示他与火灵洞及火灵圣母的关系，他“天眼开能发光”，该木偶不仅双眼能活动，而且第三眼“天眼”也雕刻成形，安装弦轴，使其能动。有如此天眼，“上观天文三十三天，下观地狱一十八层”，自然也能辨别是非邪正了(附图9)。

廖寅，著名戏剧《游西湖》里的刽子手。脸谱为白脸、额角二道红光，表示不是善类，三角眼，表示恶毒凶狠。在这个头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恶多端、心怀鬼胎的丑恶嘴脸，又可以看出他奸诈警觉、恐惧异常，惶惶不可终日的心理状态。凡是刽子手，均可使用此头像，这不能不说我们的前人在创造时所具有的形神兼备的高超能力(附图76)。

黑(白)无常，民间传说中是人将亡时阎罗王打发用来勾摄灵魂的使者，谁要是“见了”他们，就得寿终正寝。他(们)的模样被人描绘的十分可怕，素衣高帽，长发吐舌。如你不信，这件甘肃木偶头像则是最好的证明。深陷的眼窝，有意被制做成不对称的眼珠，高凸的颧骨，忽吐忽吞的长舌，一幅令人恐惧，毛骨悚然的可怕样子(附图77)。

敬德，即尉迟恭，唐代大将。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助李世民夺取帝位，为唐代开国元勋。他的形象威猛雄伟，在传统戏剧里常有表现。还由于他演变成了一个驱鬼镇妖的门神使其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这件木偶头像，工匠没有以传统的门神形象表面化塑造，而以传神的手法，将其刻画得平静、冷漠，似对眼前的敌人或鬼怪不屑一顾，使其有一种森肃之感(附图2)。

这些栩栩如生的木偶头像，还需配上他们各自的服装，戴上各自的盔帽，有的还需戴上假须，才算一个完整的木偶形象(图8)。组装木偶人物，不能张冠李戴，服装也要求“宁可穿破，不能穿错”。以张飞为例，他必须要戴夫子盔(帅盔)，身着黑靠(背插四面靠旗)，手持“开门枪”，还得给这位号称“梅花张”的大将戴上开口髯(扎)，配上“耳毛”，这样才使一个鲁莽忠勇、怒发冲冠的“万人敌”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附图16)。“组装”后的木偶人物，在演员的操纵下，惟妙惟肖。有的动作夸张，可以高靴踢腿；有的“真刀实枪”，当场砍下头颅。在《西游记》剧中，制作两个大小不同的孙悟空，当大孙悟空勇敢机智，巧斗妖魔，连翻筋头，藏于帐下消失后，小孙悟空即可“腾云驾雾”(用松香烟火傲气氛)，旋转升向天空(一细线吊之上升)，大有“七十二变”之能事，其生动程度，为“大戏”所不能。

民间木偶演员，一般都练就了过硬的操作本领，有的甚至是在劳动时。一手扶扛子(犁)，一手执鞭子顶着草帽练习搁木偶的基本功。所以，在演出时，演员操纵仗杆，在台口既不露出操纵之手，也不过于低下，能在一个水平线上平稳表演，这样使观众有一种看木偶戏似在看舞台演出的观赏效果。一个好的演员，能双手撑杆，自如灵活地做出各种优美动作，使木偶灵活敏捷，变化多端，让观者美不胜收。

甘肃木偶服装，从仅存的一些清代服装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制作的华丽、精美，清以后的服装，虽有复制痕迹，但我们仍能看到民间艺人个性的发挥。如蟒衣“龙”的图案塑造，早期因受明清宫廷文化影响，严谨、规范、雷同，成为一种程式的符号。但在民间，特别是经广大妇女的创造性发挥，将龙大胆变形；赋于龙新的“生命”，变成他们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具有明显的“民间意味”。

甘肃近代木偶戏，较大程度地受到了当地地方戏曲艺术——秦腔的影响。唱腔以秦腔为主，有时也唱影子腔和地方小曲，对白以陕西方言为标准．音调高亢激越，善于表现雄壮悲愤的情绪。特别是那些以其古朴淳厚的关中音韵、酣畅明快的秦地弦索为特长的木偶班子得到甘肃人民的喜爱。器乐伴奏较为简单，有二胡、板胡、笛子、唢呐、喇叭(大号)及锣、梆子、板鼓等。板胡，也叫秦胡、胡胡，其音色清脆、嘹亮，是木偶、皮影戏乃至秦腔等剧种的领奏乐器；二胡，音色低沉柔和，演奏悲壮的曲调，甚为感人；唢呐、喇叭，声音响亮热烈，常用来烘托渲染发兵、饮宴、庆典等场面的气氛；锣，音响脆亮强烈，常用于武将或袍带人物的上下场和战争及突变情节的气氛渲染；板鼓，也叫干鼓，单皮鼓，发音坚实清脆，板鼓是整个乐队的指挥乐器，它带动整个乐队进入演奏；梆子，俗称桄桄子，声音高亢，通常为打板(强拍)掌拍，过门及需要紧张气氛时，也可花打(打板、也叫打眼)。

木偶戏演出剧目因剧团而异，又因甘肃地域狭长，文化上存在差异，故演出剧目繁多，就以甘肃中部某木偶剧团为例，能演唱八十多本。有《富贵图》、《得胜图》、《锦乡图》、《开国图》、《忠孝图》、《兴国图》、《三花图》、《火焰山》、《万字山》、《武当山》、《白马关》、《五子魁》、《葵花井》、《龙风霞》、《珍珠楼》、《剪红灯》、《铁莲花》、《回风扇》、《千秋剑》、《太湖城》、《乾坤绣》、《七人贤》、《三进士》、《搜杯》等，虽然甘肃木偶受秦腔的影响较大，但不难发现它们并不完全是秦腔的重复。可见，木偶戏并非地方戏的翻版，有着自己的传统与体系。各地木偶剧团常演剧目当属《三国》、《水浒》、《西游记》、《封神》里的戏，有些“连台大本戏”可连续演上几天几夜，如同现在的电视连续剧一般。使观众不忍落(1a)下一集的观看。

三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甘肃大部分地区经济文化由极度萧条而逐渐得以恢复的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相应发展，木偶戏虽在各地没有形成一种主要演出剧种，但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壮大，一些主要的乡下集镇都有他们演出的足迹。

甘肃木偶在这个时期发展，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顺应人们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崇拜。由于人们对干旱、洪水、地震、冰雹、虫害、瘟疫等自然灾害的侵袭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可理喻，于是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并逐渐成为一种民俗传统。有关用木偶戏禳灾祈福和乐神的史料可见于南宋理学家朱熹任漳州郡守时曾下过一道《郡守朱子谕》第十条：“约束城市乡村，不得以禳灾祈福为名，敛掠财物，装弄傀儡。”还有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三)云：“以傀儡乐神，用禳官事，呼为弄戏。遇有系者，则许戏几栅，至赛时，张乐弄傀儡……至弄戏则秽谈群笑，无所不至，乡人聚观”。看来，木偶的历史从汉代开始就与丧葬、祭祀、乐神，禳灾、祈福保持着密切联系。时至现代，在一些落后的农村，为了企盼风凋雨顺。五谷丰登，对各种超自然力的信仰仍然很多。在甘肃各地的农村，还供奉着如“八蜡皂”、“牛王大帝”、“天医明王马租”、“水草大王爷”及“本方山神、土地神”等等诸神。“八蜡”，本是古代腊月祭祀的名称。《礼记·郊特牲》：“八蜡以祀四方”，郑玄注“四方，方有祭也，蜡有八者：先啬二也；司啬二也；农三也，邮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现在民间已将八蜡演化为一种除虫害、捍灾御患的神。“山神”，在民俗中属于方神，随处可见。但在不同的地域，人们对它有不同的认识，祈求也随之不同。在甘肃榆中，我曾问过一老人：“山神是管什么的。”答曰：“管狼的”。他们当年是这样祈求山神的：“山神爷，把你的狗看好，让它不要叫狼来吃我们的牲口，害我们的娃娃”。据说，在几十年以前，这里人烟稀少，豺狼横行。可见，每一个世俗的神祗，在民间是何等的重要，在百姓心中它们是何等神圣。每到秋天，新粮入仓，人们为酬其功，进行祭献，且最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敬神、娱神——上演各种戏剧。“大戏”(由人物表演的戏)敬“大神”(官场庙会)。“小戏”(由皮影、木偶演的戏)酬方神(乡村里供奉的神)。这种习俗，还见于清代乾隆二十六年赵本植修纂的《庆阳府志》记载：“木偶戏(手撑者，曰肘猴子，线提者曰猴子戏)影戏亦盛行，人称小戏，乡村敬神还愿多演之。”

木偶戏还因活动方便，演出人员精干(十余人左右)，不受时间限制，白天晚上均可，大小村庄都好接待等特点，受到了各乡村民的欢迎，形成了自己的天地。

由于人们对各种“神”的敬畏，木偶戏的演出一般都设在庙宇院内，并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演正剧前后要演“请神”、“谢神”或“回神”戏，这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既是在“特殊时期”的氛围下人们普遍的心理要求，又是“箱主”、“神头”自身需要而为“神”营造的神秘效果。

经过虔诚的祭拜，木偶戏“序幕”开演，天官在童子的陪伴下登场亮像，戏台下鸣放鞭炮。天官首先唱到：“初一、十五庙门开，请神童子请神来，自有四季公差在云中跑马，察到某县某村村民已在本方福神面前，许下愿戏一台，今本是开台之日，吾当来在吉庆堂前，观众信士弟子跪在吉庆堂前，牵羊的牵羊，端酒的端酒，左手奉香，右手化马(焚纸)，人有诚心，神有感应”唱毕留诗一首：“门外—树槐、槐上挂金牌，乌鸦不敢唱，单等凤凰来。”天官开场唱白，表达了观众的心愿，搭起了神与人“勾通”的桥梁，自然也不忘炫耀自己的戏班。

第一场戏也是特别注意的，一定要演平顺吉祥的，如《忠孝图》、《香山还愿》、《太湖城》等。演出一般进行三至五天，由神头(会长)代表民众点戏。整个演出结束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场景“谢幕” ——“谢神—、“送神”，也叫“回神”。场面同样庄严肃穆。天官再次登场，随唱即白“……还愿已毕，将此地的瘟荒病疾，吾当筒在袍袖，压在神王脚下，永不降下，清风细雨、月月常降。恶风暴雨、撒在旷野深山。一籽落地，万粒归仓。空手出门，满怀进门。小小孩儿，长命百岁。好人相逢，恶人远离。狼来缩口，贼来迷路。保佑一方人马平安……”。接着又留诗—首：“此庙修的甚顺溜，周公卜定鲁班修，盖在八卦乾字上，儿孙后代做王侯。”台下鸣放鞭炮，台上“会长”或“神头”为“天官”披红挂彩，气氛达到最后的高潮。

在完成敬神、娱神使命的同时，最主要的还足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需求。甘肃的大部分地区由于地处高寒，每年只种一茬农作物。从秋收到春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严冬，在过去的年代，广大农村的文化生活是极度贫乏。只有这每年一度的木偶，皮影小戏，才是他们为数有限的文化生活、精神享受。“顷刻驱驰千里外，古今事业一宵中”(明万历礼部尚书李九我为木偶戏所作对联)。木偶戏浓缩了历史文明，颂扬了英雄史诗，鞭挞了时弊风气，辨别了忠奸善恶。特别对于那些孩童，在娱乐中得到一定的教育，木偶戏真正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教课书。

四

甘肃木偶发展到近现代，已变成一部多灾多难，荣衰参半的历史，它与这个时代的命运戚戚相关，它的坎坷经历也是西北历史的一个缩影。在民国初年，有一个出身木偶、皮影世家的名叫梁万福的艺人，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领着儿子带着祖上传给他的木偶、皮影戏箱。从甘肃两当出发， —路卖艺，最后落脚榆中，与当地艺人搭班演出。到了民国十七、八年，当地遭受空前的大旱，复以冰雹、洪水、虫害、霜冻、瘟疫流行!灾情严重，饿殍盈道，状极惨悯。此时木偶戏已举步维艰，而伴随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鸦片，也正侵害着人民群众包括梁氏父子的心灵与肉体。梁万福染上烟毒。在无亲之小，只好将几代人的心血家业忍痛卖与他乡。

民间木偶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挣扎在贫困线上。20世纪40年代，康县有—个名叫马四娃的木偶艺人，在《八件衣》中演唱“花子仁义”(叫花子)，“春台会”过后，生活无着落，仍然当乞丐，是现实生活中的“花子仁义”。正如当地民间谚浯所言：“夜宿破庙日登楼(戏台)，头戴乌纱心中愁，常入洞房当光棍，身背褡裢游九州”。这就是当时被视为“下九流”的戏子(旧社会对戏剧表演者的谑称)贫困生活的如实反映，也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20世纪中期，新中国的诞生，给甘肃木偶带来新的曙光，各地政府及文化部门重视木偶艺术。兰州、张掖等地，先后成立了木偶剧团。1957年，甘肃省文化局举办了“甘肃木偶、皮影会演”，各地区也举行了相关的演出活动，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木偶这个古老艺术在这—时期的发展兴旺。在甘肃省的会演中，有榆中、永登、康县等地的木偶剧团参加了演出，这些世世代代服务于民间春台庙会的“小戏”，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而且获得了各种奖项，这是时代赋予它们的殊荣和光彩。但好景不长，开始，一夜之间，它们又变成了“四旧”成为扫除的对象，大部分木偶被焚毁、木偶演员大多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接受了劳动改造。经过十年的禁锢与肆虐，老艺人相继去世，木偶艺术在迎来新的复兴的时刻，又因后继无人而濒临危境，有的已经自行消失。今日，只有在甘肃陇东一带的偏僻乡村还能看到赶着毛驴，驮着戏箱，走乡串户的木偶戏班子的踪迹(图8)。

追溯这段历史，我们发现甘肃木偶命运的坎坷，它在演出各种古代剧目故事的时候，也伴随着这段中国历史最为特珠的年代，上演了一台新的历史“大戏”，一部反映近现代甘肃历史?

羌族有什么习俗?

习俗

1.节日

羌族重视春节。春节又称“过大年”，是羌族人家团年的重要日子。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家家户户就要扫尘、敬灶，备好丰盛的年货。除夕之夜，要烧猪头肉敬献祖先和神灵。全家人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团年饭，再围坐在火塘四周守岁。一般初一不劳动，不走人户。初二以后开始亲戚朋友之间的走访。正月十五闹元宵，正月三十要送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办各种娱乐活动。

此外，羌族还要过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但最有特色的，当数羌历年、祭山会和领歌节。

羌历年，羌语称“日美吉”，即“吉祥欢乐的日子”。又称”过小年”。原是在秋天收获粮食后，祭祀神灵和祖先，向神还愿的重大节日。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各地欢庆的时间不一，一般为三到五天，有的村寨要过到初十。主要的活动是还愿敬神和吃宴席。羌历年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停止。1988年恢复，成为羌族人民共同的节日。在羌区各地，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祭山会是羌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转山会、塔子会、祭天会、山王会、山神会或者碉碉会。是羌族对代表着天神、山神等诸多神灵的白石神进行祭祀的活动，也是人们祈求保佑来年人畜兴旺、五谷丰登、地方太平、森林茂盛的大典。因各地气候差异，举行的时间、次数并不统一，有正月、四月、五月之分，亦有每年举行一次或二、三次。

领歌节，羌语称“瓦尔俄足”。主要流行于茂县曲谷一带。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举行（如该寨有13岁至50岁妇女亡，则当年不举行）。是为了纪念天上的歌舞女神莎朗姐。整个节日活动持续3天时间。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莎朗，农事和家务事皆由男人操持 。

2.婚嫁

新中国成立前，羌族男女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存在“指腹婚”、“怀抱婚”、“童子婚”、“买卖婚”等婚姻形式。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有转房、入赘、抢婚的习俗。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婚姻逐渐居多。但传统的礼仪程序一直保留至今。随着羌寨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得到改善，昔日的婚姻仪式更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和现代相结合，将羌族的传统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婚嫁仪式主要有订婚和结婚。在羌寨，媒人被称为“红爷”。如果男子对女子有意，男方家就会备礼，请红爷到女方家提亲。女方家要征得母舅同意才可允婚。之后，红爷会带上猪膘、酒等礼物，去女方家吃“许口酒”。数月或数年后，男方家又请红爷携礼到女方家，以“小订酒”招待近亲，并请释比测算双方生辰八字，定下结婚吉日。随即，男方家要备重礼前往女家报期，并在女家办酒席，即“大订酒”，作为正式订婚礼，欢宴女方整个家族。

此后，两家开始婚礼筹备，期待着“女方家花夜、男方家正宴”好日子的到来。“花夜” 意即为新人举办的喜庆晚会，是结婚最为隆重的一道程序。一般在娶嫁的前一天晚上举行，男方办的叫“男花夜”，女方办的叫“女花夜”，男的庆祝娶妻，女的欢送出嫁。这一天，女方家高朋满座，桌上放着咂酒和12盘“干盘子”（即花生、核桃、红枣、柿子、苹果、桔子、糖果等，饱含圆满、吉祥、喜庆之意）。

男方家派出的能说会道的迎亲队伍会受到热情的款待。双方要按照习俗进行盘歌比赛。盘歌即以歌盘问之意，方式为一问一答，所唱内容广泛，形式随意而风趣。次日清晨，舅舅给身穿嫁衣的新娘披上红绸，新娘哭嫁，拜别父母、兄长和族人。到男方家门口，释比要做祭祀神灵的仪式，驱赶附在新娘身上的“煞气”后，再向新人祝福。众人为新人举行“挂红”仪式。新人在神龛前行礼，一拜祖宗创业恩，二拜父母养育恩，三拜夫妻偕白头，四拜子孙个个强，再拜亲人和宾客，最后夫妻对拜。

拜堂后新娘就正式成为男家的人了。随后，众人欢宴。当晚，男家父母点香敬神，对新人祝福。所有来宾在院坝围着熊熊篝火跳起欢快的莎朗舞。次日即谢客日，主人再备两桌宴席“谢客”。新人要带一个猪头、一根猪尾巴感谢红爷，表示有头有尾，圆圆满满。婚后第三天，新婚夫妇要“回门”。由新郎及弟兄背着酒肉送新娘回家。新郎仅在女方家小住几日，而新娘可以住数日、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才由丈夫接回，开始家庭生活 。

3.丧葬

羌族的葬式有火葬、土葬、岩葬。

火葬的历史最为悠久，《吕氏春秋·义赏》载：“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不焚也。”《太平御览》引《庄子》佚文：“羌人，焚而扬其灰。”直至清朝中期，火葬仍在茂县沙坝、赤不苏、较场等地保留下来。每个家族有自己的火坟场。

大部分地区由于受汉族影响，加上得到封建王朝的提倡，将土葬作为主要葬式，并一直保留至今。各村寨都有遇丧不请自到、协助料理丧事的习俗。丧家需及时通报亲属，向母舅家禀告逝者去世前后的情况，请释比杀羊祭祀、测算下葬时日。一般三天之后，众人在风水宝地下葬逝者。其家人要在新坟前点篝火，烧柏枝，敬香蜡、烟酒、肉类，以示祭奠。葬后三日，再备祭品，并修整墓地。到此时，丧葬礼仪才告结束。

崖葬主要存在于北川一些地方。如果儿童不到三岁就夭折，用蜂桶或简易木箱装殓，置于山岩洞穴中 。

扩展资料：

历史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陆续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的汶川县威州姜维城、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较多的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墓群，如茂县撮箕山石棺葬墓群、牟托石棺葬及陪葬坑、理县佳山石棺葬墓群。

出土的器物有陶器、石器、木器、青铜器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说明了今天羌族分布的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栖息繁衍，而且为探讨岷江上游古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和线索。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史书记载，殷商时期，羌为其“方国”之一，有首领担任朝中官职。他们有的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有的从事农业生产。

《诗经·商颂》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反映了古羌与殷商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周时，羌之别种“姜”与周的关系密切，大量的羌人融入华夏。春秋战国时期，羌人所建的义渠国，领域包括今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及河套以南地区，是中原诸国合纵连横的重要力量，与秦国进行了170多年的战争。以羌人为主要成分的诸戎逐渐为秦国所融合。

而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家乡后教羌民“田畜”，自此羌族开始有了原始农业生产，使其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的记述。

此后，羌人进一步发展和分化。《后汉书·西羌传》载：“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或曰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这一时期，西北的羌人迫于秦国的压力，进行了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

汉代羌人分布很广，部落繁多。为隔绝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王朝在河西走廊设有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四郡，建立了地方行政系统，设护羌校尉等重要官职以管理羌人事务。同时，归附的羌人大量内迁，从地域上分为东羌和西羌。

进入中原的东羌附居于塞内而与汉族杂居、通婚、融合，从事农业生产，私有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步进入封建社会。未进入中原的西羌大部分散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新疆塔里木盆地南沿的婼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发羌、唐牦、西南地区的牦牛羌、白马羌、青衣羌、参狼羌和冉駹羌诸多羌人部落。其中，牦牛羌，初分布在沈黎郡（郡治在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后继续南下至越嶲郡（今四川安宁河流域及雅砻江下游）。

白马羌，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绵阳市西北部和甘肃武都市南部。青衣羌，居住在今四川西部的雅安市一带。参狼羌，主要在今甘肃武都市，特别是白龙江一带。冉駹羌则分布在岷江上游和四川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说明羌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例，各部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大部分尚处在氏族部落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氐人符坚建立前秦政权，南安羌人姚氏建后秦政权。后秦政权势力处在北魏之南，东晋之北，统治羌人及中原各族达33年。之后，还有几个羌人部落相继兴起。即陇南的宕昌羌，川、甘边境和岷江上游的邓至羌，二者存在了140多年。从东汉到西晋末年，北方的大部分羌人已基本融入汉族之中。

隋唐时期，活动在甘青和青藏高原东南部的羌人部落有党项、东女、白兰、西山八国、白狗、附国等，其中，西山八国系成都平原以西、岷江上游诸山各部的统称。他们处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之间。有的同化于藏族，有的内附中原王朝，或同化于汉族，或在夹缝中生存，在唐蕃长期和战不定的局势下，得以单独保存和发展。

宋代以后，南迁的羌人和西山诸羌，一部分发展为藏缅语族的各民族，一部分发展为现在的羌族。羌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诗《羌戈大战》中记述：远古时候，羌人曾生活在西北大草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被迫西迁和南迁，南迁的一支羌人遇到身强力壮的“戈基人”，

双方作战，羌人屡战屡败，正准备弃地远迁，却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在脖子上系羊毛线作为标志，用坚硬的白云石和木棍作武器，打败了“戈基人”，终于得以安居乐业，并分成九支散居各地。这段传说，反映了羌人迁徙的一段历史，与史书文献及考古资料结合，印证了羌族的来源。

明末清初时，一部分羌族由四川迁往贵州铜仁地区，至此，羌族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1840年之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半封建国家，和全国其他民族一样，羌族也面临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此，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人民一道，曾经向帝国主义、官府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过英勇不屈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羌族人民和藏、彝等族人民，组成2000人的军队，开赴浙江前线，在宁波镇海战役中，重创英国侵略军。1894年，羌族地区一个坤姓土司的残余势力，依仗封建特权，盘剥所属人民，激起黑虎寨等地170多户羌族人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一致向清朝官府列举了坤土司23条罪状，与封建土司的余孽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迫使清朝将坤土司“摘去顶戴，交州查看”。1905年，清朝在茂州设立“官盐店”，对食盐实行垄断专卖，从中渔利，激起羌族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清政府宣布取消“官盐店”，允许食盐自由买卖。

1921年，中国***诞生后，羌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理县通化乡佳山寨等地的羌族群众，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群起杀了作恶多端的团总。1924至1926年，理县藏、羌等族人民反抗封建军阀苛捐杂税的压榨，2000多人攻陷理县县城，还攻打到汶川、茂县、松潘等地，斗争坚持了3年之久，狠狠打击了国民党派的嚣张气焰。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羌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羌族人民建立了工农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他们热爱人民的军队，积极参军支前。仅茂县一县就有1000多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还有上万名民工为红军提供后勤保障。红军北上抗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在羌族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经过革命锻炼的羌族人民，继续不断地向派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

1942年，茂县爆发了“茂北事变”。茂县专区的专员和县长以“铲烟”为名，派兵洗劫了茂县北路蚕陵乡的一些村寨，引起当地羌、汉各族人民的强烈愤慨。他们消灭了前往搜刮的保安中队，并顺势直攻茂县县城，打垮了守城的国民党军队，将县城团团围住。这次斗争虽然由于国民党的收买分化最后遭到失败，但斗争的声势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显示了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7年，茂县龙坪、三齐等乡的羌族人民又掀起了一次被称为“龙坪事件”的武装起义。事件起因于国民党政府和部分羌族上层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后来发展成为羌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这次斗争最后也因羌族统治阶级的背叛而失败，但再一次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

参考资料：

陇剧是怎样在改革中走向成熟的？

陇剧正式定名后，甘肃省陇剧团就带着《枫洛池》和《旌表记》等剧目赴华北、华东、西北等大中城市和地区进行交流演出，扩大了陇剧的影响，使陇剧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

随着陇剧的渐渐成熟，它不仅能演出以三小行当为主的悲喜剧和唱工戏，而且能演出情节复杂的现代剧目。所谓“三小”，就是指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行当。陇剧逐渐形成了曲调婉转动听、表演细腻优美、服饰飘逸素雅、布景柔和协调、富有民间色彩的艺术特点。

陇东道情原来没有角色行当，主要是用皮影的不同造型，来表示行当的不同。因此，陇剧搬上舞台后，不像其他大剧种那样有着自己传统的角色行当可以继承。

在这种无章可循的情况下，陇剧的创作者边实践、边摸索，逐渐创立了自己剧种的角色行当。陇剧角色行当参照和模仿陇东道情皮影人的人物造型与皮影表演动作，创立了大体的行当分类和特性。

陇剧搬上舞台后，除少量改编演出了道情原有的传统剧目外，大量演出的剧目是移植了其他剧种的，如萧仙戏、京剧、越剧、昆曲、川剧等。

在排练这些剧目时，大多参照原剧种行当，相对应地设置了陇剧行当，并吸收和融化了那些剧种行当的表演身段，充实并丰富了陇剧行当。

陇剧根据新创作剧目的内容和剧中人物的不同类型、身份、年龄、性格等，参照一般戏曲角色行当的规范，设置了较为适合或接近的行当来表演。

陇剧的第一出戏《枫洛池》的角色行当，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角色人物进行了重新设计，如将简人同设计为小生，杜若义设计为武生，邬飞霞、马瑶草设计为小旦，牛贵设计为官衣丑，梁冀设计为大花脸。

在陇剧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表现和突出陇剧音乐细腻优雅、抒情缠绵的特色，就以发展三小戏为主，在表演上也以三小为中心。因此，陇剧在行当的建立上，确立了以三小为主、兼顾其他角色的行当体制。

此外，在三小行当的创建中，陇剧除了参考其他剧种如越剧、川剧、京剧的表演程式以外，还从众多民间艺术，特别是陇东秧歌和社火等表演中，提炼、规范、创造出陇剧三小行当的表演程式，如地游子步和风摆柳步等，进一步推动了陇东道情的发展。

1963年，甘肃省第三次对陇东道情进行了系统地搜集和整理。这次活动连同前两次的成果，共征集到剧本63本，各路艺人唱腔200多段，曲牌146首，打击乐谱54种，民歌62首，录音资料达3120米，并汇编成《陇东道情》一书和《陇东道情年考谱系表》等重要资料。

经过系统地搜集和整理陇东道情，创作产生了许多大型原创陇剧，主要剧目有《枫洛池》、《草原初春》、《异域知音》、《燕河风波》、《国恩家庆》、《卧牛奔月》、《老爷世家》、《天下第一鼓》、《敦煌魂》、《胡杨河》、《黄花情》、《黑白人生》、《陇东娃》、《香包情》、《绿叶红花》、《周祖公刘》、《女儿如花》等。

陇剧改编移植的大型剧目有《假婿乘龙》、《谢瑶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杜鹃山》、《盘石湾》、《状元与乞丐》、《徐九经升官记》、《凤冠梦》、《国法人情》、《穆桂英休夫》、《水微澜》、《五女拜寿》等。

陇剧的折子戏、独幕戏有《挑女婿》、《水斗》、《苏武归汉》、《绝龙岭》、《坐楼杀惜》、《失子惊疯》、《痴梦》、《滑油山》、《鬼怨》、《哪吒习武》、《宝玉哭灵》、《怒沉百宝箱》、《罗成叫关》等。

陇剧积累了200多个剧目，其中《枫洛池》、《刘巧儿新传》、《老孟家的婚事》、《天下第一鼓》、《陇原春》、《陇东娃》、《官鹅情歌》等引起较大的反响，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地域特色。

《陇东娃》取材于甘肃省庆阳市师范学生李勇克服种种困难、常年背着残疾父亲求学的感人事迹。

这出戏在忠于生活原型的创作原则下，进行了必要的合理虚构和扩展，将主人公黎明的生活空间和周围人物，从家庭、学校伸展到社会，从而使人物的个性特征更加典型、集中和可信。

《陇东娃》故事说的是一个16岁的山村少年黎明，他既要承受赡养病瘫父亲、寻找生活来源、努力完成学业的沉重负担，又要忍受世俗偏见以及自卑心理带来的精神压力。尽管这样，他却没有悲观，也没有放弃。

《陇东娃》在表演、音乐、舞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使演出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和谐统一的舞台效果。在剧中，演员的唱、念、做、舞贴近生活，真实生动，很好地体现了全剧以情为主的风格定位。

《陇东娃》的音乐唱腔设计，在继承传统和发展创新中寻找着一个新的结合点，全剧以情为主的表演风格确定了其音乐唱腔的抒情性，如剧中14支唱段组成的主流板块，有10支唱段属于抒情性和戏剧性范畴。

《陇东娃》的舞台美术，根据环境变化频繁和四季时空交替的要求，采用幻觉手法，设计了6个高大的三角形棱柱体作为舞台主景，每个棱柱体的三面分别画出不同季节或不同环境地点的特征。

该剧在动作设计上也有不少出新之处。例如，《假期打工》一场的蹬三轮车表演就颇有观赏性，他点步跳上虚拟的三轮车，与身后坐车的男女青年形成三角造型。

剧中的黎明在《蹬起三轮把路赶》的演唱和嘛簧声中，三人同时点步，扭秧歌十字步，跳起了躜子舞。随后，剧中人物又根据唱腔内容和音乐的节奏，做起了别步、碎步等不同的舞蹈动作。随着舞台上三棱柱的移动，表示三轮车穿行在高楼林立的街巷之中。

演员们正是通过这种表演，将现实生活状态、戏曲虚拟程式、现代舞蹈技巧和民间秧歌舞蹈动作融为一体，使剧情既有戏曲特点，又有时代新意。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积累，陇剧的角色行当就初具规模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主要生角有小生、须生、老生等，主要旦角有小旦、正旦、彩旦、老旦、武旦等，还有大妆净行、二净两行、官衣丑、公子丑、小丑等。其中，丑行都以粉底定妆，勾画丑脸装扮。

陇剧的演唱方式比较自由，曲调流畅，节奏明快，近似说唱。曲调尾首的拖腔叫做簧，唱时称嘛簧。嘛簧悠扬婉转，韵味浓厚，富有地方色彩，它是构成陇剧音乐独特风格的重要成分。

嘛簧在应用上突破了原来两句或四句一送簧的格式，根据剧情和人物感情的需要，突破了无女声的格式，把嘛簧用在最富有感彩的地方，使其更具有艺术魅力。依据角色之别和感情之需，分别用男帮男、女帮女、混声嘛簧等形式，丰富了嘛簧的魅力。

嘛簧的应用在独唱、齐唱、合唱、二重唱、男女声腔音区、音域的处理及调式转换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丰富并增强了叙事、抒情和塑造人物的音乐表现力。

陇剧的唱腔没有严格的节拍，比较自由明快，说唱性较强。陇剧唱腔板式主要有弹板和飞板两种。弹板的特点是旋律舒展流畅、优美动听。速度一般是中速、稍慢，更适于抒情和叙事。

此外，弹板的板头和大过门比较规整，唱腔由多种节拍型混合组成，具有特定的规律。小过门的第一拍，一般都重叠在唱句的末尾一字上。

飞板唱腔和弹板有共同之处，也是由多种节拍型有规律地进行。小过门的第一拍重叠在唱句的最后一个字上。飞板的速度稍快，唱腔更富于说唱和叙事性。

陇剧的伴奏音乐属于板腔体式，分伤音和花音两大类。伤音曲调深沉委婉，适于抒发哀怨的情感，因此又称为“苦音”或“哭音”。花音曲调活泼跳跃，善于表达喜悦的情感，故又称“欢音”。

陇剧的伴奏乐器中，管弦乐有四胡、二胡、琵琶、扬琴、笛子、唢呐等。打击乐有渔鼓、简板、水梆子、大罗、小锣、大擦、铰子、堂鼓、战鼓、板鼓、牙子等。

后来，陇剧使用的乐器也有较大发展，增加了扬琴、提琴和一些铜管、木管乐器，极大丰富了陇剧音乐的表现力。

陇剧的动作表演讲求真实，重视从生活出发，以细腻的手法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陇剧的表演动作吸收了部分皮影的侧身造型，如侍卫警戒多用大侧身剪影姿势。

特别是它的啼哭动作更为别致，这个动作的表演程式是人物左袖垂射，右手以袖掩面，大侧身晃动腰肢，前俯后摇，抽搐而泣，因此很有特色。

陇剧演员的服装摆脱了戏曲传统风格，打破了蟒袍、霞帔上盘龙舞凤的传统纹样，重新设计了花纹式样。改良后的舞台服装裙子、箭衣、开路等都以素净绣边为主，款式稳重大方，色彩简洁淡雅。大靠和铠甲等则以庙宇中神像的装束为蓝本，大体和秦兵马俑的衣甲相类似。

在舞台美术方面，定型后的陇剧旦角化装舍弃了传统的大包头造型，以皮影人的高髻燕尾为基本式样，又糅合甘肃敦煌壁画中唐代妇女的发式，设计出单髻、双髻、弯髻、环髻等多种独特的燕尾发髻式样，前贴鬃角，后拖伞辫，大体接近古代妇女的化妆扮相。

陇剧的舞台美术特点还有布景和道具保留了皮影砌末的风格，使用夸张的技法为剧情服务。砌末是指除皮影人物之外的所有造型统称，又叫“砌马子”。它包括动物造型、各种景片和道具造型等，这些都大大丰富了陇剧的艺术特点。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将原环县文工团改建为环县陇剧团，庆阳地区有关部门又成立了庆阳地区陇剧团。此外，甘肃省各地的秦剧团也常常演出陇剧，甘肃省艺术学校还设有陇剧班，先后培养了三期学员。

陇剧《燕河风波》和《异域知音》两剧在北京巡回演出时间为期一个月，共演出18场，首都再次刮起了陇剧风。

后来，陇剧《燕河风波》和《望子成龙》被改编成戏曲电视连续剧，并在多家电视台播出，使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了陇剧特有的魅力。

以兰州太平鼓为题材创作的大型现代陇剧《天下第一鼓》赴云南昆明参加了第三届中国艺术节，轰动春城。《天下第一鼓》成功地将太平鼓擂出了甘肃。

《天下第一鼓》主要情节是兰州农民太平鼓队为了赴北京献艺，他们破除了许多传统习俗。同时，两位鼓王在协同排演的过程中，他们将太平鼓的技艺和绝活融合在一起，使太平鼓艺更加精湛了。

这出剧以太平鼓为核心，展现了新一代农民像太平鼓一样阳刚热烈的性格，以及几代人的坎坷经历和新旧不同的命运。剧中以陇东道情为底色的陇剧唱腔音乐，使该剧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着西部的苍凉氛围和黄土高原特有的阳刚气息。

新编大型历史陇剧《官鹅情歌》受到有关专家的好评。这部戏的特点概括地说就是一个“土”字，就是本土剧种、本土作家、本土题材和本土演员。就是这几个“土”字所代表的深深的甘肃烙印，使这部戏达到了我国戏剧艺术的巅峰。

《官鹅情歌》取材于流传在甘肃陇南官鹅沟的一个传说，故事讲述了古时候发生在陇南羌族与氐族间一个以爱化仇、团结和谐的感人故事。

甘肃省陇剧院根据这段情史创作演出的陇剧《官鹅情歌》，成为甘肃省第二部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的剧目。有关专家称赞这出戏：

选材好、主题好、剧情好，称得上是我国西部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官鹅情歌》故事说的是古代宕昌氐族首领的儿子官珠为复仇潜入羌族金羊寨，与羌族首领的女儿鹅曼一见钟情，两人沉醉在热恋中，由此演绎了一段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

最后，两个部族的年轻人用自己的爱情，化解了两个部族为争夺草原而积结的世代仇恨，从此以后，两族和睦相处。为了永久纪念官珠和鹅曼，当地人们把他们最美丽的地方命名为“官鹅沟”。

在这出戏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陇东道情中一唱众帮的嘛簧在剧中不但得以传承，且能根据人物感情和舞台气氛的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对传统的两句一送簧进行了革新创造，派生出齐唱、重唱和合唱等多种伴唱形式。

嘛簧好听还好学，听上两遍，人就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跟着哼。《官鹅情歌》在北京演出时，开场没多久，很多第一次听陇剧的观众已经在台下跟着唱嘛簧了。陇剧这个小小的地方剧种，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