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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塑的原始社会

已知最早的雕塑作品是发现于河南省密县沟的一件小型人头陶像，属距今7000余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物。新石器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人和各类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的龙等神异形象也已出现。这类作品以陶塑居多，也有少量石、玉、牙、骨等材料的雕刻。有圆雕，也有浮雕、线刻。有的是独立的雕塑作品，有的则是附加于器物盖或口沿、肩部的装饰物。这些作品普遍出现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等南北各地古文化遗址之中。人物形象主要有立体的全身像、头像、浮雕人面，以及塑于壶、瓶、罐等容器口部的人头像，以小型作品居多。早期作品形态粗简、夸张，随意捏塑的成分居多。发现于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一些人头形作品，以捏塑、贴塑和锥刺等手法制作而成，有的并加彩绘，开始了塑绘相结合的传统。眼、口镂空，造成深色阴影，看上去颇有神采。有些作品已注意到表现男女性别的明显差异。如同属仰韶文化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寺嘴等地的彩陶瓶口上的人头像面部磨光，或披长发，是少女的脸型；陕西宝鸡北首岭的陶人头则是画了胡须的男子形象。辽宁喀左东山嘴所出红山文化的小型女像，相当准确地表现了孕妇的体态特征，可能是生育神或农神。这些小型人像塑造的动机可能与巫术活动有关。

主要雕塑

动物雕塑大都是小型作品，表现对象是当时人们所豢养的禽、畜和狩猎对象，以及神话性质的动物。在长期接触中发展了人的观察和表现能力。有些作品异常生动，如河姆渡文化的陶猪、湖北龙山文化的象、狗、鸟、兽等小陶塑，都能概括而传神地表现出对象的形体特征和活动情态。还有一些做成鸟兽形状的容器，可能具有礼器的性质，为商周青铜礼器之滥觞。这类器物既注意实用的功能，又生动地表现了动物的不同神态，艺术性很高。如陕西华县所出的陶鹰鼎，神态猛鸷，造型的体积感很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白陶并不表现为具体的动物形象，却能引发欣赏者对于鸡、鹅等动物动态的联想。年代较晚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现了很多玉石雕刻的鸟、龟、虎等动物形象作品。神话动物龙的形象已多有发现，并有不同的造型特征。红山文化的玉龙，被认为是由猪神化而形成的。河南濮阳仰韶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 3组以蚌壳摆塑而成的龙虎图案中的龙与后代龙的形象相当接近。 青铜礼器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商代作品大多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表现的是神化了的。如湖南出土的人面方鼎上的浮雕人面，虎食人卣、象尊、豕尊。等。西周以后，风格趋于写实，现实的、理性的因素有所增长。出现刖刑奴隶守门鬲、鸭尊、驹尊等作品。春秋、战国时期，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虎噬鹿器座（见彩图虎噬鹿器座（战国） 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

代表作品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雕塑特点

秦汉时代雕塑艺术空前兴盛。秦统一六国以后，曾收缴天下兵器，聚于咸阳，销毁后铸成12个钟金人，各重千石，最后一个存世近6个世纪，毁于前秦时期，为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型金属雕塑。1974年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以东发现的兵马俑雕塑群，共有7000余件，与真人、马等大，分置于3个坑中。最大的一个坑总面积约为12600平方米，列置于其间的6000兵马俑以战车、步卒相间排列为长方形军阵。秦俑雕塑群以巨大的体量和数量、群体的组合、气宇轩昂的形象，造成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在人物和车马的塑造上表现出力求模仿生活真实的倾向，发式、服装的很多细节表现得非常具体，军士佩带的兵器用的是实物。塑造的基该方法是模制与手塑相结合，入窑烧制后再加彩绘。

秦兵马俑

秦兵马俑的格局为西汉以后所承袭，汉代的帝陵没有发掘，已发现的有庞大兵马俑群的汉代大官吏、将军墓葬有陕西咸阳杨家湾的西汉墓，随葬有583件骑兵俑、1800多件步兵俑和100余件舞乐杂役俑，均为模制，着彩。服饰鲜华，重群体的气势，而不追求个性表现。俑身高50厘米左右，规模与气度均不能与秦兵马俑相比（见杨家湾陶俑）。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汉初某代楚王墓的随葬俑群形制与之相近而数量更多。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张君将军夫妇墓出土近百件青铜车马仪仗俑，其中的铜奔马，表现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只后蹄踩住一个展翼翔飞的鸟，造型完美，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汉代重视驯养良马，墓葬随葬的马匹雕塑造型多取扬蹄嘶鸣的动势。广西贵县、河北徐水所出土的铜马，甘肃地区出土的木车马，陕西兴平茂陵附近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都是汉代马的雕塑造型中的代表性作品。

代表作品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秦汉两代雕塑解析

秦代雕塑

sculpture of Qin Dynasty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朝的雕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即利用雕塑艺术为宣扬统一功业、显示王权威严的政治目的服务，在建筑装饰雕塑、青铜纪念雕塑、墓葬明器雕塑等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辉煌成就。

建筑装饰雕塑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凭借高度集中的人力与物力,大兴土木。首先,在都城咸阳北坂上营造六国宫殿；其次,加固扩建了跨越渭河的横桥,并在渭河南岸营建新朝宫——阿房前殿;最后,又在骊山北麓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这些巨大的建筑工程，均用雕塑作品进行装饰美化。

瓦当是强烈反映时代艺术风格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咸阳市东郊窑店镇附近的秦宫遗址，曾出土浮雕着鹿、鸟、昆虫纹的圆瓦当；西安市西郊巨家庄附近的阿房宫遗址,出土四鹿纹、四兽纹、子母凤纹圆瓦当;骊山秦始皇陵区，出土夔凤纹大瓦当；皆以饰纹华丽、风格清新而著称。

此外，在咸阳故城秦宫遗址还出土两种大型空心砖，其一是刻画着龙纹、凤纹、水神纹的空心砖，其二是模印着回纹、菱格纹的空心砖，皆铺砌在宫殿阶基地面上，由此可见秦代建筑装饰雕塑的发展概貌。

秦国有悠久的石刻艺术传统，在凤翔西村春秋时代的秦宫陵园中,曾出土两件高约22厘米的石俑;战国时代，秦昭王在咸阳兴建横桥,曾雕刻忖留神石像；此外,在蜀郡都江堰又雕刻镇水石牛。秦始皇时期，玉石雕刻有了显著的进步,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另据《三辅黄图》记载，秦代加固扩建横桥时，曾雕刻古代力士孟贲的石像；营建骊山陵园时，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之先河。

青铜纪念雕塑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贾谊《过秦论》亦有“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之语。参考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架形象，可知秦代铸造“钟金人十二”，即是供咸阳宫中两具曲尺形双层编钟架上使用的人形铜立柱。

另据《汉书?五行志》、《西京赋》、《水经?河水注》及《三辅旧事》等文献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铸造12个“各重二十四万斤”的“金狄”，即12个身着“夷狄服”的大铜人,配列在阿房殿前,铜像胸前刻有李斯撰写的赞颂秦始皇统一功业的铭文，其政治作用不可低估。

1980年冬，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每乘包括四马、一车、一驭手,车马形体相当实物的1/2，每乘总重量达1200公斤以上,铸造工艺十分精良,形象极为生动(见彩图[铜车马(秦)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一号带伞盖的铜车，驭手作立姿,其性质当为导车；二号作篷盖的铜车,驭手呈坐姿,其金属辔绳末端刻有“安车”等字铭。据考证，此车系仿照秦始皇巡视全国时的御乘而铸造，旨在纪念秦始皇“平一宇内”的不朽功业（见秦始皇陵彩绘铜车马）。

墓葬明器雕塑 即供随葬用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各种材质的偶人车马。秦代有大型的陶塑兵马俑及圉师俑、小型的木雕侍者俑等两种。前者集中发现于陕西临潼县骊山北麓秦始皇陵园附近；后者于1978年发现于河南泌阳县官庄村秦代末年的墓葬中,共有木俑4件，身高11～16厘米,面形浑圆丰满,俑表施彩绘,作拱手侍立状,造型甚古朴。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就着手穿治骊山；在他去世前，陵区内已是“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秦始皇陵园东北隅的临潼县焦家村附近，曾陆续出土一种高约70厘米的圉师俑（马），作跽坐姿态，造型质朴优美。

[秦始皇陵兵马俑群]

1974～1976年,在陵园东垣外的临潼县西杨村南,地处东陵道之北侧,先后发现3座埋藏大型陶塑兵马俑的从葬坑，出土数千件与真人真马等高的兵马俑，其躯体采用泥条盘筑法塑造，头像则运用模制加手塑的方法制作。这批兵马俑标志着秦代雕塑艺术的卓越成就，再现了秦军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精神风貌,体现了王权的极度威严(见彩图[秦始皇陵兵马俑(秦)陕西临潼出土])。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形体高大,崇尚写实,手法严谨；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在总体布局上,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重复,造成排山倒海的磅礴气势，令人产生敬畏而难忘的印象（见秦始皇陵兵马俑）。

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秦汉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北京。

汉代雕塑

scuipture of Han Dynasty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二虎搏猪纹透雕铜扣饰]

参考书目

《中国美术全集?秦汉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