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旗袍西装定制北京店-大连哪有做旗袍的地方

2024-09-29 13:56:53

NE·TIGER的历程

1992年东北虎品牌正式创立，不仅引领了当时中国皮衣的流行，并迅速发展成为中国顶级时尚奢侈品品牌，弥补了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缺失；

1997年东北虎迅速占领奢侈品皮草的产业链高端，并成为中国第一皮草品牌；

1998年东北虎皮草旗舰店的经营面积扩大至1200多平方米，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皮草专卖店。同年，在哈尔滨冰球馆举行有7000人规模的“东北虎皮草之夜98/99皮草流行趋势发布会”，有众多明星参加；

1999年在大连的“千禧”发布会第一次把中国的皮草发布推向全球；同年，东北虎皮草在“大连国际服装节”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皮草服装发布会，名扬国际，并且获得了“双十佳品牌”荣誉称号；

2000年NE·TIGER在哈尔滨香格里拉举办了由孙周、叶大鹰、张铁林等（40多）众多著名导演、作家、着名主持人、影星、名模参加的“冰雪燃情派对”；东北虎皮草进驻北京，并在北京赛特大厦设立了国内首家皮草俱乐部；东北虎皮草新款貂绒哈尔滨发布会；东北虎皮草有限公司获得中国唯一的皮草行业中国消费者协会“诚信单位”荣誉称号；

2001年推出“虎啸京华”东北虎皮草之夜/2001年中国国际时装周颁奖典礼，并倡导将传统的业内时装发布会发展成为面向媒体和市场的发布会，引领了中国时装周发布会格局的转变；同年成功推出自有高端品牌—“NE·TIGER”，并正式将总部设立在北京；

2002年推出中国国际时装周—开幕式暨“花开四季”东北虎皮草之夜；同年，发布NE·TIGER东北虎皮草2002/2003国际皮草流行趋势；

2003年推出“名媛”高级晚礼服系列——中国第一个高级定制晚礼服系列，开创了中国晚礼服元年；同年，品牌发布了《中国皮草行业白皮书》，填补中国皮草行业的空白；“NE·TIGER”中国形象店成功入驻王府井高档商圈—东方新天地首层；

2004年为配合打造与国际接轨的顶级奢侈品牌的战略需要，NE·TIGER挥师上海；同年，推出“丝绸之路”国际服装服饰节—NE·TIGER高级晚装裘皮发布会，以及中国国际时装周首场发布会，暨“豹”2004－2005秋冬流行趋势发布会；

2005年NE·TIGER以“爱”为名，推出了品牌的第一个高级婚礼服系列，并率先在国内倡导将婚礼服作为爱的永恒纪念，其“要拥有，要珍藏，要传承”的理念，掀起了一场婚礼服革命；NE·TIGER东北虎皮草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哥本哈根紫色俱乐部；

2006年NE·TIGER提出了“中国奢侈品复兴与新兴宣言”，并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高级定制中式婚礼服“凤”系列，结束了中国没有自主品牌高级定制婚礼服的历史；同年，在北京举办的芭莎慈善夜上捐出了一件“凤衣”，竞拍出了166666元的全场最高价，最后由国际影星周迅获得；东北虎皮草正式入驻青岛最高档的阳光百货；

2007年推出代表了华夏民族精神的国服——“锦绣国色华夏礼服”高级定制华服系列；受邀同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级的英国和荷兰的两个奢侈品展会；为丹麦王妃定制华服并举办了“丹麦王子与NE·TIGER中国之约”活动；

2008年推出“国色天香华服大典”高级华服系列，在保留“寸锦寸金”的云锦、四大名绣等手工绝艺之外，使几近失传的具有四千余年历史的“织中之圣”——缂丝在发布会上熠熠生辉，重获新生，实现了对中华民族传统工艺的又一次深层挖掘和传承。同年，NE·TIGER北京公司迁新址，办公区域、高级定制工作坊、VIP私人会所全新打造成各自独立，但又相互承接关联的三位一体的艺术空间；

2009年推出“蝶扇·缘” 2010高级定制华服系列，又创新推出结绳绝艺。在结绳的材质上，NE·TIGER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培育出自明清时已名满天下、专供织造皇帝御服的珍品辑里湖丝。发布会上首次推出华服男装，实现了品牌史上又一次开创；同年，NE · TIGER携手中国流行色协会发布2010/2011年流行色趋势；

2010年由NE·TIGER创制、织造绝技堪称国宝级巅峰巨制的《鸾凤双栖牡丹》缂丝华服，得到首都博物馆永久的珍藏；同年10月，NE·TIGER推出了“天干·地支”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并首次将有近5000年历史的羌绣艺术运用到现代华服之上；

2011年1月，NE·TIGER作为唯一的服装品牌助力国家形象大片的拍摄，宋祖英、章子怡、张梓林等明星穿着NE·TIGER的华服出镜，而NE·TIGER的品牌创始人也是本次形象大片中中国设计师的杰出代表。NE·TIGER助力国家形象大片的拍摄，标志着品牌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更上层楼，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华服的美丽形象，而NE·TIGER的华服将继续闪耀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时尚舞台上；同年10月，上海国际时尚中心，NE·TIGER推出“唐·风”高级定制发布会，作为开幕式首秀，“唐·风”正式拉开上海时装周的大幕；由NE·TIGER主办，中国文化书院、三智道商文化书院协办的“返本开新——中华文明与中国华服”论坛在京举办。汤一介、乐黛云、王尧、余敦康、王守常、钱逊、王志远这七位在国学及文化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导师们，从儒释道，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对“中国华服”的渊源及历史传承进行了梳理。提出了“华服”未来发展以及中国奢侈品文明的复兴和新兴之路——“返本开新”；10月25日，NE·TIGER推出了“唐境”高级定制华服发布会，将千年前的大唐盛景，在现代华服之上完美展现。

2012年3月8日，NE·TIGER携手全国妇联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在首都北京，为全世界女性感恩呈现“华装风姿感谢有您”时尚华服秀。同时，NE·TIGER还特意精选了八件经典珍藏版华服（金鳞蛟龙、花开富贵、喜上眉稍、凤衣传奇、青黛雕镂、花开并蒂、断桥残雪、唐境春华），参加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3月8日—27日的“华装风姿· 中国百年旗袍展”。

中国近代服装史

服装文化与时尚交流

我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服装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近百年的服装发展却是起起落落，几度交流，几度时尚。有史以来，服装的变迁主要靠两种动力推进，一是更朝换代，二是时尚交流。翻开我国的服装发展史，尤如阅读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社会文化、艺术思潮及审美观念的变革均通过服装而展现出来。自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制度，延续几千年的衣冠体制和服饰典章也被弃之不用了，我国服装由以往的宫廷和民间两条发展脉络变为以民间时尚交流为主的发展阶段。

服装的发展告诉我们：服装的时尚交流是多角度和全方位的，既有本土文化之间的，又有中、外文化之间的；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本世纪真正意义上的服装文化的时尚交流可以说是从20年代开始的，其动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大批国外留学生在回国的同时，将海外的着装观念和穿着方式带进来，使一部分进步人士脱去长袍马褂而穿起了西式洋装；其二是受来自美国好来坞**文化和海派服装的影响，以上海为主的大都市女性纷纷打扮成一副"摩登女郎"的模样，追求地道的海派西洋风格，又窄又长的裙子，佩戴椭圆形眼镜、手表、皮包和阳伞，这种打扮在上海滩极为盛行，时髦女性争相效仿。同时，旗袍也倍受女性的青睐，这时的旗袍也一改传统的式样，其造型为收腰线、长下摆，显露身体曲线，开衩提高并镶饰花边，领型前低后高。特别是穿在一些女影星和社会名流身上，更显出娇柔典雅的风范，随即成为老少皆宜的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再后来的旗袍相继出现连袖式、对开襟、琵琶襟等形式，根据季节和不同的要求，又有单、夹、袄之分，袖子也有长、中、短、松、紧之别。由此可见，服装的发展是建立在时尚文化之上的，时代的更替，文化艺术的拓展，人们知识和情感的深化，其审美需求不断的向服装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服装的造型不断的翻新，以再现时尚文化的新面貌。同样的服装造型，每个时期都会赋予它新的元素和不同的内涵。

衣食住行乃国际民生之必须，时尚交流乃服装之必须。这一时期，身为大元帅的先生对民生极为重视，将"民生主义"当做其三民主义思想的核心，他甚至亲自参与了服装的改革。第一件中山装是在上海南京路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店"诞生的，这家店的老板王财荣曾多次为先生制作服装。当时先生将从日本带回来的学生装交给王老板进行改制，王老板在参照先生的设想的基础上，将学生装与西服的款式和剪裁方法相结合，其造型特点是：翻折式立领，单排7粒扣，上下各两个贴袋，上贴袋结构为对折有两条装饰线，上贴袋盖呈倒山形笔架式，其寓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下贴袋结构为暗缝立体式，袋盖呈长方形。中山装的出现特别受到进步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推崇，并且延续不衰。但建国以后的中山装受时尚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到列宁装的影响，在款式上有了新的变化，如翻折领的领尖变尖了，单排7粒扣变为5粒扣，上下贴袋在原有的基础上作了简化处理。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领袖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毛主席的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重新作了修订和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其东方文化的新风貌。随之，中央主要***中，如、、等都穿起了这种被海外媒体称为式的服装。而这种毛式服装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装的造型。

在我国近百年的服装发展中，就其时尚交流和最为繁荣的时期当数最后的20年。改革开放，经济和文化的复兴，使刚刚从10年中过来的人们僵化的神经开始萌动，人们无奈的发现，10年中被淹没在"绿海洋"中的装扮实在是身处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爱美求丽乃人之天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被敞开，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视野也一并打开了。这时，国家的领袖们又一次充当了服装文化改革的先锋，当总书记和中央的5位常委集体穿着西服出现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时，人们在震惊之余感到：我国服装文化的又一个春天来到了。于是，西服、牛仔装、裙装等这些带有全球性色彩的服装穿越时空而穿在人们的身上。

1985年是我国服装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时期的实质性的中、外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拉开了序幕，就在这一年的5月间，有三位国际级的服装设计师先后来到我国首都北京进行时装展览和展示。依夫·圣·罗朗（Yves Saint Laurent）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25年个人作品回顾展"，使我们看到了他25年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也让我们探寻到世界时装艺术的发展轨迹。圣·罗朗在他的展览前言中这样写到："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吸引我的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服装、传奇……，我们西方的艺术受中国之赐可谓多矣，那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明显的。没有中国，我们的文明决不能臻于今日的境地。"圣·罗朗的语言是真诚的，这在他展出的三个系列的中国风格服装作品中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是继1983年第一次来北京举办大型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之后，1985年5月又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时装作品展示会，在他百余套别开生面的作品中，我们亲眼目睹了卡丹的艺术才华和经营之道。小筱顺子（Junko Koshino）也于1985年5月在北京饭店举办题为"依格·可希侬（JK）的时装作品展示会"，使我们对日本的经济发展表示钦佩的同时，也对日本服装的繁荣刮目相看。当小筱顺子穿着中国服装协会会长李昭女士赠送的旗袍，观看了北京国有服装企业和仅有的几家新型服装企业之后说："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随即她的服装分店于1986年在前门珠市口开业了。

显然，1985年让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受到了震惊，也拓展了艺术视野，在这种新时期的国际服装文化的交流中得到了启迪的同时，开始面对服装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思考我们的服装发展的新取向。大批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以此为动力开始了服装创业之路。而正当举步为艰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还没有站稳脚步之时，一些国外知名服装品牌陆续进入了中国市场，在相应的服装文化领域抢占了一席之地，使本来就脆弱的服装文化和服装市场的运行失去了章法，也使毫无准备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乱了阵脚而无所适从，严酷的事实让新兴的服装企业和设计师们清醒，服装文化的整体上的繁荣是建立在一个综合性、多方位的服装发展体系之上的，它包括服装文化、服装理论、服装设计、服装工艺、服装市场、服装管理、服装教育、服装传媒、服装信息网络等各个层面的成熟和完善。

1993年4月，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开幕了，中国服装的名师、名牌工程也开始启动了。之后大连时装节、上海时装文化节也相继举办，同时各类全国性的服装设计大赛先后举办。1993年成立了服装设计师协会，各地的服装设计师协会也相继成立。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使全国的服装设计师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每年"十佳服装设计师评选"而优中选优。于是，张肇达、王新元、吴海燕、刘洋、吴学伟等站在了服装设计师的前列。同时，一大批服装名牌也受到社会的注目。

我们倡导市场定位准确的名牌，并呼唤个性风格鲜明的名师。

应该指出一点的是，由于我们的服装文化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因此，多方位的、快节奏的时尚交流中积极的因素和负面影响同时并存。准确的讲，改革开放以来，当西方服装文化向我们渗透时，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服装企业和设计师在追求西方服装文化和服装流行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的文化价值。这种主、从关系和先、后顺序在不经意间已经约定俗成。显而易见，以法国、意大利为主的西方服装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文化优势和行业实力迅速向我们的服装文化出击，成为无所不在的服装文化霸主。我们说，服装文化的时尚和交流应该是在一种自由、平等、和谐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不是盲目地跟随和被动的接受，这种倾向在刚刚冷却的休闲装风潮中表露无遗。从根本上看，休闲装热潮是建立在对于长期正装的逆反心理上而采取的一种对策。众所周知，我们所说的国际服装文化体系从西方的服装文化发展为主线的，正是由于这一点，西方人对于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场所的穿戴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长时间的正装逐步产生了逆反心理，加之社会高度的机械化所导致的人的异化状态，人们厌倦了紧张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在心灵的深处渴望一份轻松和自然。这种文化心态反映在着装上则形成了休闲装热潮，宽松的造型、自然纤维的材料和田园的色彩，使人们从中享受到一种自然、温馨和遐意。然而，我们的现状却是，服装文化还处于发展时期，服装审美体系还不健全，甚至有的一些人连正装的基本穿着知识都不具备，休闲装的真正内涵还没搞明白，在这种状态下就迎来了休闲风潮。因此，我们的休闲风潮显得不够纯粹，于是，某些人穿着短衣短裤进出于音乐厅和美术馆去寻求美的享受，这显然是服装文化交流的误区。

在服装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服装流行的浪潮接踵而至，服装销售渠道畅通无阻，消费者购买力日渐增强……。然而，这种徒有其表的红火并不意味着服装文化的真正繁荣，而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文化虚无的反映。我们的服装市场上看到，一些著名品牌和著名设计师的作品被仿制为粗制滥造的廉价低档产品，大批的中档服装打折销售，名目繁多的服装促销手段，给看似火热的服装市场蒙上一层悲怆的阴影。

服装文化实在不应该成为附庸风雅和浮华风气的推波助澜者，它毕竟是能够避免低俗而保持应有的高雅和文化品位，回到服装本身的审美和实用的功能中去。

另外，我们也大可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而换取服装文化的交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装文化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盲目追求西方潮流的同时，传统文化因素被淡化了，在一味向国际服装看齐的过程中，民族服装文化逐渐被取代了。这种喧宾夺主的倾向决不是我们所谓的服装文化交流。同时，在这方面日本服装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值得庆幸的是，近期在国际服装界推起的东方文化热潮日渐强劲，我国的政治地位提高，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方艺术家和设计师将目光投向东方，我国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被视为服装艺术的新的发源地。特别是诸如中山装、旗袍等经典服装，藏族、傣族、彝族等服饰均成为服装文化交流的主体内容，使一度受到冷落的传统和民族文化重新找到了它应有的价值。同时这种中外服装文化在世纪之交的交流和渗透，无疑会对于重新振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经过了百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我国的服装文化即将以新的面貌迈向21世纪，也必将在新世纪的多种文化形态和艺术风格的交流中得到更大的发展。

红帮裁缝的独特之处

红帮裁缝在17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西服制作的“四个功”、“九个势”和“十六字标准”，成为中国缝制西服的经典。

1.“四个功”

即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刀功”是指裁剪水平。“手功”是指在一些不能直接用缝纫机操作或用缝纫机操作达不到高质量要求的部位，运用手上工夫进行针缝，主要有扳、串、甩、锁、钉、撬、扎、打、包、拱、勾、撩、碰、搀等14种工艺手法。“车功”指操作缝纫机水平，要达到直、圆、不裂、不趋、不拱。“烫功”指在服装不同部位，运用推、归、拨、压、起水等不同手法的熨烫，使服装更适合体型，整齐、美观。

2.“九个势”

是指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等。

3.十六字标准

即“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平”是指成衣的面、里、衬平坦、不倾斜、门襟、背衩不搅不豁，无起伏。“服”指成衣不但要附合人体的尺寸大小，而各部位凹凸曲线与人体凹凸线相一致，俗称“服帖”。“顺”指成衣缝子，各部位的线条均与人的体型线条相吻合。“直”指成衣的各种直线应挺直，无弯曲。“圆”指成衣的各部位连接线条都构成为平滑圆弧。“登”指成衣穿在身上后，各部位的横线条（如胸围线，腰围线）均与地面平行。“挺”指成衣的各部位要挺括。“满”是指成衣的前胸部要丰满。“薄”是指成衣的止口、卜头等部位要做得薄，能给人以飘逸、舒适的感觉。“松”是指成衣不拉紧、不呆板、能给人一种活泼感。“匀”是指成衣面、里、衬要统一均匀。“软”是指成衣的衬头挺而不硬，有柔软之感。“活”是指成衣形成的各方面线条和曲线灵活、活络，不给人呆滞的感觉。“轻”指成衣的穿着感到轻松。“窝”是指成衣各部位，如止口、领头、袋盖、背衩，都要有窝势。“戤”是指成衣宽舒度，伸手时不扳紧，手放直时戤龙不绉。以上十六字，都是相互联系，统一在一件服装上，就能显示出红帮特色工艺的特点。在女式服装上还体现镶色、嵌条、滚边、切图、绣花等工艺特点，使女子服饰造型上更优美，有时代特色。发起了中国服装史上最富有革命意义的一次改革，揭开了中国服装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服装史：在完成这一重大改革的征程中，开创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红帮。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3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的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由上而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当时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韩非子·外储说》曾描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奠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是击中封建时代服装变幻的要害的。

而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从一开始起，就是由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划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推广和完善，不管是男装、女装，其代表作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者都是没有阶级、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红帮也因此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和一个长葆青春活力的流派，走上了一条开放型的发展道路。取众之所长是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洋为中用，古为今中，推陈出新，成为红帮参与市场竞争的有力手段。

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比如中山装。这是红帮等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

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经定型、规范，遂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进而作为国际通用服装向全世界传播。正是在这种时代大潮中，西装传入我国。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进入中国，是有其心然性的。

而引进西服，使西服中国化，正是红帮顺乎历史潮流，开拓的洋为中用的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启发而创制的。红帮把它引进中国之后，使之彻底中国化了，使红帮再创作的成果，达到了洋为中用的极高境界。中山装几经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国的“国服”了。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它是由革命家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审美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一代又代人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从而使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多元发展、大胆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

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台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作。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集体智慧、胆识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挡胡天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长而宽大，是直筒式的，又称“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和服装企业，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蒙古族女子穿着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同时，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这两种中华民族的现代服装已成为中外服饰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正是它们促使互动式的中外服装文化交流驶进了快车道。红帮的历史贡献还不仅仅于此，而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将一些独特的文化内涵注入到服装中去。一件衣服上要有几只口袋、袋盖的形状、纽扣的多少、领口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文化内蕴。即使是今天，红帮前人对服饰文化的精彩诠释，仍让后人们惊叹不已，受用不尽。正是有了一整套基于深厚的文化内涵，科学又合乎中国实情的制作体系和理论体系，红帮在发展了二三十年后，已不再是个只会实干、只求实功实利的民间自发的初级流派，而是一个有理论支持、名师辈出、名店林立、著名产品不断涌现，具有良好的培训机制，在全国服装行业中独领风骚，引导中国服装艺术新潮、主潮的主导性流派。1956年，“波纬”、“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装店从上海迁往北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红帮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他们无疑代表了当时中国服装界的最高水平。